两天一夜

    作为达内兄弟的新作品，这部《两天一夜》在质量上是不用担心的，当然，在风格上也基本是可以想见的。他们仍然用最朴素的叙述手法白描了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工作权利进行游说的过程。和他们之前的作品一样，这部电影也有着平淡中见力道的功力。达内兄弟把之前拍摄纪录片的手法和思路毫无痕迹地搬运到故事片当中，全片手持摄影，跟踪视角，完全无配乐，就如同把观众真的扔到了那个生活现场。
    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影片有关游说、权利、民主和投票，但它无关政治，只演绎了一个女人为了自己不被解雇而拼命游说同事的故事，但这又绝不是全部，它还超越了民主和投票的形式，抵达了对人的尊严与道德的拷问。这种拷问不是鞭挞式的，而是轻轻掠过，却同样留下瘢痕，甚至，反而这种感受比鞭挞要来得更强烈得多，因为这种境况更切近实际。
    故事很简单，桑德拉刚走出抑郁症的阴影，准备回到工厂工作，却得知因为经济不景气，老板让其他16位员工投票，或者选桑德拉留下，或者选解雇她用省下的钱给每人发放一千欧元的奖金。桑德拉有两个孩子，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开始一个个游说同事，让他们放弃奖金，选择让自己有一份工作。但是同事们也各有各的难处，有的需要为孩子付学费，有的急需这笔钱维修自己的房屋。他们在奖金和桑德拉的恳求之下开始了一场自我拷问和挣扎。
桑达拉一个个进行游说是一个拉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她在为自己的工作权而战，却也在做道德绑架。她必须贩卖苦难，利用他人的同情心以换取收获。她用面对面的方式逼人表态，这个设定很有意味，它杜绝了一切回避和躲闪的可能。在她进行游说的两天一夜里，那些同事扮演了上帝，他们在决定着一个女人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上看，《两天一夜》是“生活流”版本的《十二怒汉》。面对这个女人，除了个别硬心肠的年轻人，其他大多数同事都在犹豫。在切实的利益和人道主义之间，人们很难在面对面的时刻做出判断。有意思的是，这些底层工人都很诚实，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为难，诉说了自己对于奖金的需要，却没有一个人用暂时的谎言去打发和敷衍这个女人。他们哪怕要面对窘迫，也不愿意选择说谎。他们仍然相信投票的公平。这个游说的过程，是一个尊严逐步破碎的过程，同时却也是一个人认清自己，重拾信心的过程。
《两天一夜》的女主角是出演过《漂亮东西》《两小无猜》以及《锈与骨》的玛丽昂•歌迪亚。这一次她用黑眼圈和永远不替换的衣服演绎了一个为生活挣扎的真实的女性角色。对于这种角色的关注是达内兄弟长久以来的兴趣。1999年，他们就曾凭借关注底层女性的《罗塞塔》让女主角艾米莉•德奎恩夺得戛纳影后，又让那部片子问鼎金棕榈。达内兄弟不以叙述苦难和底层为乐趣，没有故意旁观的冷傲也没有故意批判的介入性，“零度”就是他们的态度。对于这一群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导演只负责呈现。但像大多数这一类优秀影片一样，在很多细节上也都饱含悲悯。游说过程中，伴随着失去尊严的痛苦，桑德拉和丈夫偶尔吃个冰激凌，偶尔在车上随着音乐哼唱，那些微笑的点滴也都有温暖的色调。
在经历着一次次退缩，一次次重整旗鼓，以及自杀未遂之后，桑德拉度过了灰色的两天一夜。最终，选择奖金和选择留下她的同事各占一半。老板为了不让员工产生负面情绪，选择让她留下，也发放奖金，但是过一段要解雇一名员工。这是个有力的反转，伤害被转移了，此时的桑德拉成为了上帝。她决定着另一个人的命运。但这一次，她选择了离开，去寻找新的工作。这种逼到死角之后的重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光明的结尾。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针对写实主义作品曾提出“典型性”（typicality）这一说法。所谓的“典型”，根据Lukacs所说，是指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既代表着他们独特的虚构性存在，却也是在某一个大社会历史环境下具有某种社会群体性特征和历史辩证进展特性的具体化存在形式。而毫无疑问，从Lukacs的典型性角度出发来看，电影《两天一夜》的即将下岗的女主角Sandra及她在这两天一夜里所拜访的同事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写实主义特点的存在。
玛丽昂•歌迪亚扮演的女人Sandra是一个曾患有抑郁症（depression）的，正在恢复中却不得不因为所在公司的不景气即将被迫下岗的人。她偶尔歇斯底里、精神不稳定、焦躁、疑虑、自我否定、依赖药物，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缺乏足够的理智操控力和过多的精神能力和能量”。 她代表了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资本社会中一群注定被边缘、被社会主流群体远离和漠视的精神病患者：他/她们往往因为精神疾病而不被社会所接纳，在工作中很容易被列入首位被排斥者，他们的治疗及康复得不到众人的信任，而这些怀疑和排斥往往又加重他们的病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而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社会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抑郁症患者”，在这个标签之下，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印象也无法脱离病症症状。他们被抽象成一种病的具体人物化代表，而个人主体（subjectivity）的身份（identity）不再重要。

而在达内兄弟镜头下的Sandra又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群体化的代表，她屡次神经质般情绪决堤的另一面，是她面对自己孩子时忍痛的坚强，她整理孩子床铺时的细心周到，她对避她不见的旧好友的理解宽容……无处不表现了她独特的主体性。除了在她嚎啕大哭及过量吞服抗抑郁药的场景，她去同事家一次次的拜访和说服也逐渐剖丝抽茧地透露出她在与人相处、遇事待人时独特的处理方式与做人原则。她的形象在达内兄弟一个个巧妙的特写镜头下不再止于一个单调的抑郁症康复女性，而善良、试图坚强起来、愿意帮助他人、宽容……这些带着脉脉温情的人性的一棱一角也逐渐在她身上丰满起来。

《两天一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故事情节的平淡叙述继续与好莱坞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商业模式相背离。大量使用的人物特写镜头也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可也正是他们大胆使用的特写镜头和安排巧妙的故事结构，让人物复杂的情绪真实而鲜活地表现出来，每一个镜头彰显了一个个细节，看似平淡，却让人回味无穷。

拉选票避免被辞的故事。

同事中，有仗义善良的坚定支持者，有闭门不见的旧日好同事，有老实善良的同情者，有年少轻狂的反对者，有善良维诺的新人，有婚姻不顺的女同事，有家庭拮据的家庭顶梁柱。

最后的结果是8对8平，虽然最终难逃被辞的命运，却在这次事件中找到了信心，学会了坚强。
 

       开始那一幕，女主好友拦着老板说有人说不裁女主就裁别人，然后老板说从来没说过那句话，都是工头自己说的；结局老板说：女主我被你感动了，不过16个人能干的工作不需要17人，然而被裁员的人力挺女主，结果女主放弃了工作。结果验证了工头非常睿智，老板就是要裁员，你们不裁女主的话就从你们里面选一个，非常有可能就是那个黑人，没办法，17个人就一个黑人，而且还是临时工，不裁你裁谁啊。
      还是资本主义老板最坑啊，明显就是黄世仁，还想当好人，结果把想法透漏给了工头（虽然没有明说，但肯定透漏了些信息给工头，否则工头应该是中层，收入比其他人好，不会为了1000欧来拼命清除女主。），工头觉得现有团队的气氛不错，不想抑郁女主改变，才极力让大家投票的。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为什么工头一定要让女主被开除，不过按道理来说工头的工资应该比16个工人的高，他对于1000欧不是更迫切（或许给他5000欧。。。。。），原因是结尾说的，工头不想让一个抑郁员工破坏整个团队。
        明明就是想裁员，却弄出个投票来让天朝来自行惭愧，资本主义老板确实城府很深啊。投票通过16000欧去掉了一个人的工资，应该是减少成本了，不通过的话节省了16000欧的奖金，半年后还是会把黑人裁掉，还挑拨了工人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一箭双雕。
        讨论最多的就是1000欧很重要么，这个其实要看是什么人。16个员工大部分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包括孩子学费、一年的水电费等等。黑人员工的工资只有150（应该是周薪)，这样1000相当于是2个月的工资，想想7200欧元（5万人民币）一年的家庭在国内生活的也不算富裕，不可想象还是在法国呢。
       女主失去工作只不过是回到贫民区，不过其他16个人失去这个奖金可能就无法生活下去。剧中的于连说的挺对，你不能让我们大家去养你。其他人选择奖金都是各有各的难处，不能说对还是错。
        工头应该是最明智的，知道老板要裁员，所以保住现有团队，不被一个抑郁的人改变也是不错的，片中反而成了一个大恶人，感觉有点愤愤不平。
        老板其实就是背后的大反派，工人老板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哈哈），首先提出要奖金还是要裁员二选一，表面上是给了员工权利，但结局暴露了裁员的本质，反正不管你走不走，总共16个人就够了，你不走别人也会走。但表面上还显得很仁慈，包括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但是心里是那样想的。
        
       

        作为经典类型的公路片（roadmovie）大家并不陌生，从影史上经典的《邦尼与克莱德》（阿瑟·佩恩，1967）、《逍遥骑士》（丹尼斯·霍珀，1969）、《德州巴黎》（维姆·文德斯，1984）、《末路狂花》（雷德利·斯科特，1991）等，到日本的清新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北野武，1999），再到中国的《落叶归根》（张扬，2007）、《人再囧途之泰囧》（徐峥，2012）、《心花路放》（宁浩，2014）、《后会无期》（韩寒，2014）等等。公路片像一个会变通的容器，将变化莫测的故事、丰富多样的人物囊括其中，从而展现了一个个不同的人生。然而有些电影，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归类为“心理公路片”，强调主人公心理转变的历程而非实际的地理转变。那么新近提名奥斯卡的热片《两天一夜》（让-皮埃尔·达内 / 吕克·达内，2014），则非常适合划分其中，按照女主人公桑德拉（Marion Cotillard 饰）的心理建构来着手分析这部影片。
        编导达内兄弟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大段的手持摄影，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只在广播中才流淌出的音乐。整部影片非常难得地表现出了克制和节制，没有奇观化的大场面，没有填充的笑料，没有着力的煽情，有的只是尽量客观的呈现，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和评判。
非常贴合传统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让整部电影的结构和叙事看起来异常简单。一个因为患有抑郁症而被投票开除的女人，需要在两天一夜的限定时间内，说服工友们再次投票让自己保住工作，前提是牺牲自己的1000欧奖金。影片的所有冲突都集中在这个悖论上，即桑德拉为了家庭必须保住工作而让工友为自己投票，可其他工友却会因此损失支撑家庭的1000欧奖金。女主角面临着维系家庭和让其他人得到损失的两难处境，而工友们也面临道德要求和生存要求的两难选择。影片通过桑德拉走访这16位工友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刚刚康复的抑郁症患者，从依赖丈夫躲藏问题，到勇敢承担责任，重新面对生活的“心理公路”历程。
        演员玛丽昂·歌迪亚出色的演技让这个女性主角的心理转变成为可能，而非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影片前段，桑德拉情绪十分不稳定，随时哭泣并通过镇静药物维持自己。这个角色的心理建构之所以成立并出色，是因为她在每一次毁灭的基础上进行重生。如果给整部影片桑德拉的情感起伏画一幅走势图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呈现波浪状的。情节有意设置在一次游说成功后，有一次或两次的失败，观众在女主角的情感起伏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复杂感情，成功时是身边人的温暖，失败时是这个社会的残酷。女主角的信心和自我意识也随着这种波浪有所起伏，然而总体却有着上升的趋势，最终才会在结局的时候真正找到自我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部“心理公路片”中，其实并没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形象差别，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女主角为难并数次想要放弃的原因之一。但是显然角色仍然有区分成为推动主角完成心理历程和阻碍主角完成心理历程两种。在推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桑德拉的丈夫（Fabrizio Rongione 饰）。面对患有抑郁症的妻子，丈夫自然承担起了照顾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任务，并且在游说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地给桑德拉鼓励和拥抱。当桑德拉对丈夫说：“你同情我，但你不爱我了。我们四个月都没做爱了，你一点都不介意么？”丈夫回答：“介意，但我知道我们会重新做的。”通过这段对话朴实的对话，即使不需要甜言蜜语，我们也能体会到丈夫对桑德拉的爱是多么深沉和真诚。最重要的是，这一心理历程中丈夫一直在鼓励桑德拉自己去面对并完成，而并非代替她去做，这表现了丈夫的尊重，也为桑德拉自身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阻碍桑德拉心理历程的角色中，有拒绝和她见面说话的好友，还有动手打人的工友。虽然他们的出现在感情和心理上都给桑德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若没有这些负面力量，之前的正面力量积攒就不会夯实，也无法在最后面对自己获得工作而其他工友失业或自己离开的时候，做出正确并有责任感的选择了。
        我们没有生活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外国，无法切身体会到“经济危机时期”和“后经济危机时期”究竟是怎样的滋味，一份工作和一笔奖金对这些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就像台词里说的那样，丢掉奖金既不是桑德拉的决定也不是那些工友的决定，而是这个特殊时期下政府和社会的无奈选择。导演将镜头聚焦在这一底层群体中，通过桑德拉内心的历程与转变，表现了所谓民主的无力和虚伪，“民主”在影片中才是桑德拉最大的敌人。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影片中提到过的“亚洲光伏企业”也成为了导致欧美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
        或许桑德拉最后的喜悦是导演的一种人文性关怀，他们还是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转变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要经历的转变。而有关这个女人的“心理公路片”，也就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勇敢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