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

遥远的草原小镇，电影却是连接我和世界的生命之绳。

我出生在内蒙古鄂温克旗的小镇里，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每周末和父母看电影录像带度过周末，千禧年之后我开始自己租DVD看电影，北京奥运会之后网络下载电影资源永久替代了所有其他观影方式。

看电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体会生命中无法体会的情感，抵达无法抵达的世界，让我的视角不再集中在一件事情的正面，我学会站在侧面看它，绕道背后去看它。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和世界对话的欲望。

我的故事里总有一个游子，在世界的舞台上流浪。

或许是身体里的游牧基因在作怪，我的故事里总有人回到故乡，或是有人在地球的版图上游牧，但他们心中都有一片蓝色圣洁的高地。

生命中的偶然和突如其来的告别给生命以启示，伴故事里的人不断前行。

拍这个电影还是因为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以及对与亲人告别的恐惧。通过一个绳子将一对母子系在一起，探讨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探讨与故乡的关系，以及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临和亲人告别，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支撑我们面对离别和死亡。我想我出生长大的这片草原给了我答案，就像片尾母亲的那句“时间会一直不断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一直盛开”生命有来有往，我们要接受万物的无常，以及生命在自然里有轮回。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离开草原到城市学习生活，我们把烙印在自己身上的文化带了出去，怎么让这份文化在城市里生根发芽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探索的，还有一些人从城市返回草原，把城市里的现代化文明带回到草原，怎么让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帮助我们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下去也是变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

其实伊德尔我在写这个剧本之前就认识他了，他做音乐的理念给我很大启示，他从小学习马头琴，到了北京他在探索怎么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他开始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大众最能接受的传播方式做他的音乐，这跟我想拍这部电影很像，用我们年轻的视角，年轻人的方式记录时间，讲一个最质朴的故事，传播来自自然的信仰。

所以出走和回归不是对立的，像死亡和新生一样，就像片尾的那棵阴阳树一样，在盛夏的时候，枯萎的那棵树将它的营养传送给枝繁叶茂的那一棵树，让它长出新的形态，向阳而生，就像我们的当代文明建立在传统文明之上一样，以自己新的样貌不断繁衍生息。

蓝色的蒙古高原，心中的高地，你把我们凝结在一起。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拍一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草原电影，把来自故乡的味道和草原的哲思用拍电影的方式保存在时间里。

很多人会说作为导演乔思雪很幸运，处女作就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确实作为一个处女作导演来说，能和这么业内顶级的主创合作，确实是一个小的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也很难在未来复制。

作为《脐带》的监制曹郁先生和姚晨女士，为《脐带》倾注了他们最大的热情和支持，从剧本到这个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疫情期间我们每天视频通话讨论剧本几个小时，把它打磨成一个真正可以接受考验的拍摄脚本。

拍摄期间监制曹郁老师除了白天要完成摄影师的创作，晚上还要和把控后面的拍摄计划，拍摄尾声曹老师经历家人离世，忍受巨大的悲痛和压力再次回到剧组陪我们拍完最后的两场戏。

最初在姚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为演员定下表演基调，作为表演指导老师的她还要负责帮助那些没有表演经验的素人演员进入角色，让他们真能在电影里活起来。

作为监制的他们，付出的远比监制这个工作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热情。在这个独特的拍摄体验程里面，他们不断地帮我认识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帮助我建立在片场的自信，直到这部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还在四处为《脐带》而四处奔走，只为这部真诚的作品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

《脐带》的出品人制片人刘辉，最初在first电影节创投挖掘了这个故事，并全程陪伴《脐带》走到了最后。

两位制片人刘辉、胡婧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未表现过丝毫的退缩，给了我心理上极大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坚持下去把这部片子做完。更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找到了我们的声音指导富康，美术指导赵紫冉，造型指导李宙，这些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的主创班底，给了《脐带》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最早进组的美术指导赵紫冉，往返于冰天雪地的森林和城市间，亲手打造了那个如梦似幻如同子宫一般的老房子。

造型指导李宙，跑遍了呼伦贝尔的民族服饰店、牧民家只为找到那些有生活痕迹的蒙古袍。

执行制片人姜乐从自己的仓库里拉来的帐篷桌椅板凳，在篝火那场戏因我们用完了六吨的木材，没有可烧的材料，把他带来的桌子椅子都扔进了火堆，只为让我们能再多拍几个镜头。

这部电影里我们的两位主演，巴德玛老师和伊德尔从最初的陌生人，慢慢的相处成了真正的母子。巴德玛老师身上所带有的轻盈、纯真、质朴的气质，让母亲不再是剧本里角色，而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草原母亲。伊德尔奉献了他所有对生命和音乐的感受，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阿鲁斯这个角色。还有那么多普通的素人演员，他们构建了这个电影最真实质朴的瞬间。

剪辑指导张一凡，将脐带的剪辑风格调整到了一个最靠近观众，又最大程度保留创作者意图的版本。

声音指导富康，在声音后期制作中，根据他的真实情感体验手动推音轨，把空旷的草原填满了属于人物内心的声音。

调色师张亘，将如此丰富细腻的色彩带给观众。

乌仁娜、伊德尔、欧尼尔三位音乐人的音乐作为一条隐形的脐带，将这部片子里母与子的情感纽带贯穿始终。

除此之外这部片子的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来自于呼伦贝尔当地，他们带着对电影最赤诚的爱和热情，帮助我们拍完了这部有独特风味的草原电影。

《脐带》有种神奇的力量，将所有喜爱这个故事的人凝结在一起，帮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剧本到今天走进电影院，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借助光影、声音、音乐的力量礼赞生命与爱。

普通观众能看到的近年来最好的文艺片之一，观看中途一度哭到倒气。 看完电影后生怕遗漏细节，试着去找电影解读，但翻遍了网上好像没有。文字首发在隔壁红薯，稍作修改并连夜注册账号发豆瓣。隔壁好像不太有人看长影评。 电影视角从儿子的眼光观察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蒙古族的历史社会记忆，草原的风光，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第一个亮点，母亲的命运倒叙推进电影。 电影语言不同于生活语言，母亲作为阿尔兹海默病患的台词必须予以认真思考。初次登场时以母亲的身份教育打架的儿子们，结尾病入膏肓时回归婴儿状态，尿床，惊惧，孱弱，下意识寻找父母。电影现实表层是儿子照顾患病母亲的故事，象征里层是倒叙讲述的蒙古女人的生命史诗。 第二个亮点，大量的隐喻和象征镜头。 半生半死的树从电影开篇就出现了，母亲在墙上执着乱画的的图画中，最显眼的就是那棵树。母亲回到老家后第一个夜晚，走失后在一棵树下熟睡。这棵树既是家的地标，亦是原始宗教生死观的具象。 链接母子的绳索象征脐带非常明显，但我要提醒的是绳索同时标注了母亲的生育。儿子外出听歌散步，把绳索拴在房间。母亲因为尿急，不顾绷直绳子牵拉试图出走，并重复我要憋不住了。绳子被割断时儿子出现在了镜头中，暗喻了一场生育的过程。 长生天与无人机的对应。寻找树的旅途中，无人机突然飞入画面，警告两人涉足私人草场，你们应该向东绕开。此时母亲目光莹莹看着无人机道：长生天开口说话了。在被无人机改变的路途中，她遇到了长生天的祭坛，一番虔诚祈求后，安详坦然地走向了生命终点。 儿子和当地女孩的爱情线看似很突兀，但在结尾处揭示了这条爱情线的用意。女孩自愿赶来帮儿子照顾病重的母亲。入夜时儿子和女孩在蒙古包中动情亲吻，于此同时病重的母亲惊醒，迷迷茫茫抱住儿子说：爸爸你要去哪，我害怕。在这段情节中母亲生命即将临近终点，也象征着生命起点，即蒙古包里的男女欢爱后新生命的诞生。是一切的结束，也是开始。 电影最后火光舞会中儿子与母亲的告别，是一场抽象的火葬葬礼。 除此之外，反复出现的酗酒醉汉，深夜撞进房子的载羊卡车，树林里的牛，迷路的羊羔，都有其象征意义。大哥这个角色联同动不动出现的酗酒醉汉，共同构成了蒙古民族的父亲记忆。他们是在电影中没有出现的苦难的，不善表达的，酗酒的，暴力的，勤劳能干的，质朴好客的，死于非命的蒙古父亲们。 我会推荐爱电影的朋友去看，每个人观感或许不同，我最爱它呈现的生命流淌的声音。 最后夸一下巴德玛老师厚重准确且层次丰富的演技，她站在那里就像蒙古草原上亘古存在的树木河流。

真正的喜爱无须理由，因为一切皆可成为原因。但还是要写，这或许是从“入”到“出”必经的环节。 从电影名字出现在草原上道道河曲的旁边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喜欢的风格。以景言情，只有足够宏大又深远的主题才能和这样广袤悠久的蒙古草原相配，含蓄温婉，细腻动人。虽然故事背景在草原，距离我这种现代城市里长大的人太远，可是情绪却轻而易举的随着背景音乐进入了情节的发展。大概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归宿——家园与死亡”，主角是母亲，所以我太熟悉… 很喜欢“脐带”的寓意。影片中将其具象化为儿子和母亲腰上系着的麻绳，那是“安全的保证”，牵挂的精神纽带，也是对母亲自由的束缚，是儿子对母亲的私心——我不愿称其为“自私”，因为我们在未经过这一段“寻家”的旅程前很难懂得放手成全的意义，若无私心，恐怕是无情。于是整部影片的主线就是从亲手系上绳子到亲手斩断绳子的发展，是母亲回家的愿望让儿子从不理解到支持、最后了悟的过程，也是儿子对音乐（马头琴和电子琴）的使用从工具表演到用以交流和抚慰感情，最后听到了母亲的音乐。脐带的形成是因为儿子需要母亲的营养，这营养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儿子以安全之名重新连上这人为的脐带，母亲却忘记了她的儿子，只记得自己和她父母的那个家。儿子无法给予母亲渴望的那个家，只得陪她上路，最后亲手斩断自己这“唯一的阻碍”，看着她高兴的远去，孤身去寻找那颗生死树。是复杂又漫长的告别啊，只有找到自我之后的独立个体，才能做到最后的斩断——斩断原始的精神依恋。母亲不是我的归宿，她有她的“家”，当她又变得像个孩子，又需要“精神营养”时，自然会有无形的脐带连着她和她的归宿，牵引她愉快的回归。

我也要找到自己，而不是还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母亲，用脐带束缚她。

何为找到自己？大概是女主角说的“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广阔时空之中的定位。完整独立的主体无须以特定的亲人为精神寄托，无须用脐带捆绑爱人，而依然能与世界以无形的方式连接，依然存在一条连接个体和自然，指向家与归宿的“脐带”，所以我们不至于漂泊无定，孤独无依。我喜欢这种想象，我也希望是这样。

影片中儿子喜欢音乐，在片头就以拉着马头琴的画面出场，在结尾又在篝火旁拉着马头琴，重新听到了“草原上的声音”。不过关于儿子成长这一段处理较少，没有突出“北京”的城市对人物的影响——除了听不到草原上的声音，没有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联系，缺少明显的推动因素，至少我没捕捉到。片尾停在了儿子坐在“生死树”下，有些意犹未尽。

生死，是永远说不尽的，影片中描绘母亲的死亡，是回家之旅，是美好的音乐和盛装的民族服饰，是群体欢歌中温馨的喜悦。我喜欢篝火旁女主角年轻的面孔和母亲年迈的脸交替出现，时间仿佛一直在一个人身上流逝，母亲又变回了孩子，孩子也长大成为父母，轮回，就像他们围着祭祀的石堆转圈，就像日出日落。生死树，死生一体。归宿是出生的地方，是家，是结束的地方，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在哪”。最后一幕蒙古牧民们在篝火旁跳舞歌唱，母亲注视着表演着音乐的儿子，旁边是女主，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儿子以这种形式参与了母亲的生命之初和尾声…因为生死与时间乃是在一个个生命身上接连不断轮回，所以无须留恋和悲哀么…欢喜的生，欢喜的去。

我们会不会觉得人的一生“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飞回来”是悲哀呢？轮回，佛确实将其视为众生无法逃脱之苦。我们长大后离家出走，又在某一刻踏上归家之路，我们四处寻找的原来是自己不曾回首的身后的起点吗？我说不清，但我不为此悲哀。

内蒙古草原音乐风格宣传片。电影就像航拍的草原，你看到的是辽阔壮美的草和碧绿清澈的湖，但生活其实是走进草原里的沙砾和牛粪以及水塘边的淤泥和野草。我也不喜欢一个局外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劝别人放手，就像影片里那个姑娘幼稚的斥责男孩你怎么能这样绑着妈妈，因为她不知道妈妈的一天是24小时1440分钟86400秒。

我明白导演想要表达的那种接纳死亡的意图，但我觉得选择阿尔茨海默症作为故事的依托不合适。因为这个病恰恰就是使一个人失去了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所做的一切选择你不能判断是他的选择，就这样寻找了一路然后接受母亲自己走向死亡，这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儿子可以做到的吗？让得这个病的亲人走丢不能解释成为他去寻找心里的家，那是作为看护人的失职。你可以换成另外的病，让他有独立的、清醒的选择能力，然后儿子最终明白尊重母亲、尊重生命就是接受死亡。比如话剧《晚安妈妈》，女儿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自杀，因为她是一个癫痫病患者，在发病时毫无理智和尊严，给亲人带来巨大麻烦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她选择在自己不发病很清醒的时候，结束掉自己糟糕的生命，最终母亲也接受了女儿的决定，虽然她痛苦万分。我觉得这是质的不同。我看完电影很震惊，我觉得人生观有问题。

小时候，我的姨姥爷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姨姥姥对他照顾得很好，去哪里都牵着手，回家也是锁上门，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出去，姨姥爷患病的最初几年还是保持着体面，外人几乎看不出他有病。但架不住时间加重病情，最后的三年真的是会把屎都涂在墙面上，会偷吃掉三斤香蕉不知道饱，纵是已经殚精竭虑的精心照护了，他还是丢了两次，每一次丢都是整个家族所有人都出动，再加上每个亲戚各自的朋友，两三百人连续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找，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连bp机都是数字的，就是这样一寸一寸的找，所有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寻人启事，地毯式的把济南整个城翻一遍。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找到了。最后一次丢的时候，姨姥姥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病痛把她折磨的都没有样子，但她还是在家里握着每一个回去送消息的人的手，很恳切的说：“再找找他呀，不能让老头自己在外面走，他还不如一个一岁的孩子，怎么能把孩子丢在外面呢。”

所以，有些苦难，不是你看了看，想了想，就好说一说了。

个人观点，不抬不杠，如有不同，你都对

2023年3月18日，由曹郁、姚晨监制，乔思雪执导兼编剧，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脐带》于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阴阳树”的故事。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便作为唯一的中国内地影片入围了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年前举办的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脐带》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却吸引了行业内非常资深的创作团队，他们携手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内容作品。为何这部电影能够保持如此完整的作者表达，并确保剧本的高品质在制作端得到延续？对于电影主创们看中它的是什么？和本片制片人刘辉、胡婧聊了聊《脐带》的拍摄过程，揭开《脐带》背后的制作故事。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影视工业网：先谈下《脐带》这个项目的缘起吧，是怎样的过程？

刘辉：我认为电影始于感性，成于理性。如果没有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可能有再好的感性，也没有办法形成电影。

《脐带》这个项目，也是始于感性。认识《脐带》是在FIRST创投上，第一次确实被里面的场景，以及母子情感打动。但我会怀疑这是不是个体感受。后来把剧本发给姚晨及曹郁老师，还有公司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当大家都找到了这种共同的感动时，我认为这种感动是一种普世情感上的感动。并且这种感动，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这部电影。

感动之后，那就要为自己的感动负责。开始考虑这个项目如何去操作，在这个阶段要加入很多理性判断。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少数民族题材和体育题材不能碰。但从我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类型化的电影，有它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小体量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渠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未来在市场上会有风险，但是如何把控风险，这是理性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利用一些资源，去判断片子的体量，以及根据未来市场体量来保持一个平衡。在这样有限的投资里，去邀请到能和导演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的团队，大家一起战斗，从而把这部片子实现。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一个平衡感性与理性之美的一种艺术产品。而且票房只是电影的一种价值，它还有长期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文价值。这些价值也是我非常坚持的，然后在这种坚持下，也导致团队一起受苦。

《脐带》剧组；右2为胡婧、右3为刘辉

木西：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分工。

刘辉：我进入这个行业是以投资为切入口，在《找到你》这个项目上通过和陈洁老师的合作，学到了很多专业电影人和资方关系处理的方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到《送我上青云》，又和顿河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片和投资的经验。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做事情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脐带》这个项目如果是一个小体量制作，我认为我可以把控。但像目前的制作规模，我认为我的经验不足。虽然《脐带》的投资很小，但我们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后来认识了胡婧，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胡婧邀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实现这部电影的所有想法。

胡婧：分工简单来说，投融资，包括项目运作方面，辉哥更能代表坏兔子影业，所以以公司为介质的沟通都是通过辉哥辅助。我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项目，项目制作部分、包括制作班底的搭建，以及后期拍摄制作规划等等主要我在负责。

木西：对于《脐带》这个项目，是怎样进行定位的？

胡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把项目先从体量上进行区分，从最终想要把它拍成什么成果来定位。

刚从创投拿到这个项目时，《脐带》当时的规划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项目预算。这一版的投资预算是导演自己做的预算框架。当我知道坏兔子影业对于这个项目最终的期许和定位后，我认为他们憧憬的艺术成果和导演的预算不匹配。

《脐带》到了坏兔子影业以后，大家对它的期许非常一致。在我听完他们的期许以后，也就知道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中低成本制作，绝不是最初设想的小成本。

刘辉：对我来说比较现实，就是要去平衡这个片子到底投多少钱，然后能收回多少钱。《脐带》未必是一个能有多大票房产出的类型片，加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还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所以票房未必会作为未来收入重点。可能需要创投奖金，地方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个补充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但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有边界的，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商品具备所有的功能。然后在制作时，也未必可以无限的投入资金。比较完美的是大家在一个边界中，做好这个作品。而这个边界的确认，需要所有主创在不断的磨合中去最终确认。所以这种确认过程它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单一的平衡，是动态多点的平衡。

木西：做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费用，对你们而言，是如何找到坚持的信心？

刘辉：对我来说是更多考虑是信念，而不是信心。信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它不具备传递性的。有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是不是盲目的信心？所以我个人更相信“信念”。

当你有信念时，未必是一种信心上的乐观主义。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就是把问题解决掉。你一旦找到最原始的驱动力，你就会找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反而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做好，更容易坚持。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让你保持冷静和客观。

胡婧：信心它既有相互之间的给予，也有来自信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初心非常好，就是想做一部好电影。想把剧本里所展现出的诗意和美感变成很好的视听语言。事情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坚定初心。然后，也有一步一步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和累积，这也会反增我们最初的信心。

其实从《脐带》剧本拿到坏兔子影业，到正式开机，剧本我们又打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创投。做项目不能完全封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在这两次创投上，《脐带》剧本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一直在反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最初坚定的信心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刘辉：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对职业追求的信念感。

因为有信念，我愿意为这个项目有所付出，我愿意节省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和导演堪景之后，剧本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有一点信心不足，剧本已经改了两年，我不知道导演是否还有力气更改。导演反而告诉我，不管怎么样，她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正是信念感一直在驱动着她。

这种反馈也会反哺给我，让我更有信心。我相信我们所有主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坚信自己的信念感。所以对我个人，对剧组和《脐带》这个项目来讲，都是非常幸运的。所有的人的信念统一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胡婧：《脐带》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大家对《脐带》这个项目非常纯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也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个纯粹的目标，才能有今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

《脐带》获得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

木西：《脐带》参加创投，都得了什么？

点点：一个剧本走到创投，其实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最后的终审。《脐带》很幸运走到了终审，最后又拿到了一些奖项。它每一轮都是有评审的，创投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给予指导和相应的帮助。

在复审阶段，我们会和导师评委们见面去阐述你的项目，这其实是推销自己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评审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或是建议，我认为这很宝贵。评委提出的问题或不足，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我们也很幸运，两次在创投上都拿到了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也会增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它还有一些相应资金上的奖励，这对《脐带》也是一种帮助。另外我们也有资方是通过创投看中了《脐带》而参与投资的，所以我认为创投确实是多层面的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在现场

木西：一个项目进入公司之后，需要面对非常多的策划。而且《脐带》的其他主创非常资深，在制作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脐带》的作者性？

刘辉：创作期导演需要有一个能力三角：导演的剧作能力很重要，剧作能力会决定他能不能去实现内心的一些想法。另外，能力三角的最底层，还是要有信念感。要找到自己心里最感动、最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走着走着就忘了，那最后大家是无法形成合力的，而嫁接两个能力上的就是沟通能力。在没有沟通能力的前提下，很多事情再有营养，你也没有办法拿过来为它所用。所以我认为沟通是能力三角中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包容和吸收能力，聪明的创作者总是会找到一群特别厉害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加到自己作品里，这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胡婧：和其他主创的合作担心肯定是会有，但是我们在前期更多是把担忧转化成和导演的探讨，探讨如何和主创们一起作战，如何去发挥主创们的优势。导演需要具备的是综合能力，但老师们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最优秀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强项，发挥在这个项目中。

在一年半的筹备时间里，我和辉哥最主要做的是先给导演释放压力。其他主创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就是对项目和剧本的认可。在前期磨合中，我更希望导演能够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及时预警，告诉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问题遗留在现场。

导演过去其实不太善于沟通和表达，比较内向和文静，我们也会告诉她要克服这些，导演是剧组里的灵魂，你的工作就是要和所部门沟通，拍摄是做不到把沟通场景设定为一对一的交流，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去克服。

刘辉：关于新导演我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建立共同语境。人和人建立最初的沟通时难免会带着有色眼镜，但我们要克服它，摘下这个眼镜，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在这样的沟通下，去建立共同沟通的语境，这个语境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时间。

木西：就《脐带》这个项目而言，在开机前有没有预判制作上会有哪些困难？

胡婧：最大的困难还是：穷。

其实制片就是这样，无论多大体量，最后都会发现诉求永远大于你能支配的金额。其实还是要控制欲望，这个欲望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还是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适配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钱，其实还是在寻求性价比的问题。怎么用同样的价格去做到性价比最高、最好。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每个项目里都能呈现到这个标准。

这个电影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需要在偏远地区拍摄。《脐带》主要拍摄地在呼伦贝尔，存在着一个交通不便、天气恶劣的条件。而且《脐带》的制作体量相对较小，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怎么在这样制作体量下去匹配主创、在有限的人员、时间和条件里完成诸多的实际制作，这些都是可预知的问题。

刘辉：从过去我管公司的经验上来预判，团队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我来说剧组这汇总快速组成又面对巨大压力的工作，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但随着我们建组筹备，然后到拍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群人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团队，形成了一种对稳定的创作关系。我认为这来源于大家的信任基础，还有沟通，以及大家的价值观是相对统一。

这是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很像管理学里提出来的正念管理。当你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找到了一群和你价值观体系很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高效的团队组织。

木西：在制作上行业经常会出现“行活”的问题，而“行活”其实对于作者电影影响非常大，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胡婧：《脐带》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几位主创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做项目也是在找有缘人和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对于第一次合作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可以从过往的作品去判断。当过往的作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已知了。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相互的，形成行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要求没有说清楚，还是他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

人与人之间它发生的化学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创作者合作起来就是非常舒适、非常开心，但是同样的人，换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合作得就不愉快。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相互找到原因。

包括在有限的预算里，怎么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结果？预算的问题，其实各个部门都会面临需要和制片讨价还价的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片有没有和各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很关键。如果只用钱来衡量，把问题推给另外一方，这样绝对是不负责任的。虽然大家有部门之分，但项目是一个整体，大家还是在为一个项目、一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在这个环节里，我更希望制片和各部门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当制片真正用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部门是有感知的，也会被你感化，去和你一起想办法，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所以我认为合作的氛围非常关键和重要。

木西：《脐带》的拍摄周期是如何制定的？

胡婧：为什么我们的监制认为拍摄《脐带》周期充足很重要，因为曹老师认为光很重要，在剧本里其实有很多关于天气和具体时段的描写。我也理解他在看文字时，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视觉效果。

因为我是统筹出身，所以对计划非常敏锐。我看剧本后的第一反应是夜外戏很多，黄昏戏很多。这确实是会给拍摄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是需要抢时间拍摄的戏份，对于拍摄很难完成。所以它在比例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怎么能在不伤剧作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合理性的调整，这个非常关键。

导演在写剧本时未必有实操概念，但是到准备阶段，就要艺术与技术结合着看问题。首先，我非常尊重和保护创作者，在有限的条件里，我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不能全部实现，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取舍。

在取舍中，精华一定要保留，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花在这里。但如何去判断，需要制片与创作者共同决策，这样也更客观。这其实就涉及到了艺术表达和最终呈现。所以在前期更改剧本阶段，我就提出了关于气氛的问题，要结合实际操作问题考虑在内。

电影最后一场篝火戏就是全片花费最高的一场戏，钱在这里一定不能节省。这里有最美的画面呈现，而且这场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表达。这场戏也是在结尾，一定要给观众走出影院时留下一个良好的“离场感”。无论从剧作、情绪还是市场来讲，这场戏都非常重要。所以主创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这里绝对不能压缩艺术要求。

《脐带》其实有很多日外戏，拍摄的气氛都恰到好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统筹金雪梅对于计划的合理安排，她真的非常尽心尽职。金姐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非常好的机动性。在草原上拍戏，天气不受控制，一旦天气出现变化，团队需要做出什么应急反应？统筹的灵活性在这里就能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每天在有一个基础拍摄方案的同时，它还会有plan b、 plan c可供选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会怎样应对，如果提前完成拍摄，我还可以拍摄什么，她会把这些分门别类做的特别好。这样通告单发出之后，大家就非常清楚一天的任务，所以我们非常幸运能有金姐这样认真的统筹，帮我们把计划安排得周密、合理。

而在费用支配上，我们确实无法给团队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只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舒适，但是所有主创是同吃、同住，大家一起扛这些问题。

刘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要找到边界。找到边界后，大家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

在剧本阶段，我们实现了一次剧本剪辑，在剧本阶段用文字做了剪辑，感受画面最后到底会是怎样，把在拍摄上过于要浪费时间或资源的戏，做了一个剪辑。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也是得益于两位监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这样就能够保证剧本中每一场戏都是有效性的。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制片人就可以完成，需要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想办法，在一个边界里把它完成。所以比较有经验的制片人和有经验的监制，是会对新导演的项目有所帮助，可以让钱更花在刀刃上。

木西：因为前期已经预判了一些问题，那对于解决问题的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制片团队上是如何考虑的？

胡婧：小体量制作，面临的问题一定与大制作不同，更多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制片团队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团队，我们从《老炮儿》《八佰》就一起合作。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现场解决问题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很强。因为制片组加上场务只有8—9个人，所以大家在工作上就不分你我。

其实到我们主场景需要穿过一片很长的森林，又因为天气非常恶劣，在实操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在置景的时候还是冬天，气温还在零下十几度，很多效果都很难实现。而草原下雪之后，草下全是稀泥，车每天几乎都要陷入泥中。我们一定要在开拍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司机、车管还是场务，在完成他们本职工作以外，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合力去修路。

木西：男主不是职业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选择时考虑的是什么？

胡婧：选角上，我们两位监制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尤其是大姚姐（姚晨），因为她本身就是演员，所以无论前期选角，还是后期拍摄，对于演员都挑选、表演的把控和细节的调整，大姚姐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脐带》的目的很纯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知名度的问题。但专业性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比如说像阿鲁斯这个角色，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跳脱出职业演员的选择。

因为这个角色要求很多：要会说蒙语，还要会拉马头琴。最初还是用传统的选角方式，基本上找到了适龄的学过表演的全部蒙古族的演员。但在职业演员寻找一圈儿后，大家都感觉不太对。所以当时也在探讨做些取舍，比如考虑放弃马头琴的条件，看看这个后期能否适当去学习。

大姚姐当时也发动了很多音乐圈的资源，后来伊德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被推荐过来的。大家看到视频时，都认为非常不错。而且，他刚好和导演认识，自身又是音乐人，和角色的契合度很高。

木西：因为是非职业演员，在制作上有考虑哪些方式来避免问题吗？

胡婧：我们的拍摄顺序是相对顺拍，一个是考虑到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拍摄方式，也会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准备工作可以更加循序渐进。对于导演也很友好，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伊德尔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学习过表演技巧，进入角色需要时间。故事又涉及到他和母亲的情感，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最后篝火剪断脐带那场戏非常难，可是演员完成的非常好。伊德尔拍完那场戏，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真正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有了这种科学的计划生产，这里的表演，它既是演的，也是真的。

木西：从制片人和青年导演合作的角度，以及在剧组的管理层面，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胡婧：我过去服务于头部导演居多，其实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验是有限的，《脐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青年导演的机会现在确实会更多一些，这也是行业和时代的进步。但我觉得对于制片公司而言，选人和选项目同样重要。青年导演因为经验少，他的抗压能力和耐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剧本，有的人他可以做到深耕几年，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信心或坚守。思雪导演她的优点就是很有韧性，《脐带》的剧本一直在打磨，但是她很有韧性，一直在坚持。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很多青年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有很新的创意、想法和表达，但是在制作经验上不足，因为他们缺少实操经验和生活阅历。但我认为青年导演也应该剔除怕被人说经验不足的戒备心。好的创作者都非常单纯，而且这个行业很惜才。在前期阶段，大家要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不丢人。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你，是一件好事。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补足劣势，形成一个合作的良性循环。

刘辉：剧组的特点是快速成立，快速完成一项艰巨任务。大家彼此的信任成本其实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做项目，平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积累和信任建立。人脉和资源应该作为长期储备去准备，只有这样，在做一个项目时，才有可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形容拍摄是打仗，那团队就是两个人背对背，彼此看不见。你要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很重要。所以要找对人，然后这个人也理解他在团队中处于什么职责，要完成什么任务。最终大家坚持一个理念，一起打一场胜仗。我认为这是快速形成一个团队，在边界中创作非常重要的三点。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

很细腻，音乐动人。没有搞内部东方主义，人的境遇，天下是相通的。不止这部，鲜卑主题的作品基本都没有，不像吐蕃是重灾区。上一部印象深刻，《海的尽头是草原》。

本片借女二的口说：我喜欢你搞的东西，我们不是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也不是永远生活在过去。女二很美，质朴刚健。

最后母亲去了长生天，儿子骑着跨子，找到了半枯半荣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