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

有两个人。一个是费迪南，拥有一个无足轻重的名字，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叫这个名字，它是庸常的生活，是没有任何例外。一个是皮埃罗，Pierrot，意大利喜剧里的丑角，也是玛丽安对费迪南的戏称。费迪南是现实的，皮埃罗是非现实的，在逃亡之旅中，男主人公一直被女主角赋予一个“皮埃罗”的面具。他离开妻子女儿陪伴的生活，选择做一个浪子形象的疯狂作家。然而，费迪南内心深处一直在畏惧这种全然的疯狂，他不断重申“我是费迪南”，并借由此方式重唤原本的、完整的、坚实的主体（无论这是否实际上是一种幻觉），来抵抗那虚无主义疯狂的入侵。

但费迪南的欲望始终在寻求直观外的东西，他在自然中感受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以其为索引激活语言，他的目的始终从词语出发，在词语处结束。同时，他又以傲慢作家的身份，观看、打量着玛丽安，并断言她没有灵魂，而只拥有美好的肉体。从这个角度说，玛丽安对于费南迪不如说是工具式的。

可是，我们又很快发现，他表现出的行为并非是他那句直白的伤害所能概括的。并非由于玛丽安没有灵魂，费南迪才只注视她的肉体，而是因为她脱离了费南迪的思维习惯：这样一个神秘、完满的主体，她拒绝一切分析的可能，从而难以做出任何解读。她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精灵般的存在，一旦开始剖析她，她就面临死亡和湮灭。事实上，面对玛丽安的单纯浅薄，费南迪感受到的与其说是不屑，不如说是恐惧。他深感对于这样一个女人，他所有的理论和话语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她的生命方式是体验或者说直观，而非思考、而非逻辑。

作家的电影是由章节组成的，或者它也是乐章。一旦从“电影”这种极为浸入式的形式中出脱，为它加上小说的属性，它的观看性质就更为明显、更容易被我们直接察觉和捕捉。这样一种章节的形式，暗示了从一开始，这就是两个讲述者，而不仅仅是两个表演者。他们像我们观看电影一样观看这段已然有结局的生命，这是一种忧愁的注定。

在费南迪逃出自己原本的生活之前，他遇到了玛丽安，我们原本不知道她是女主角。画面于是被一层颜色统治，红色、蓝色、绿色、黄色，这是现实的三原色和电光的三原色；无意义的喁语，静物般的空间呈现，这是一个孤独的诗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景象：排除喧闹和缤纷的色彩，笼罩滤镜般的情绪，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剧场。在此，费迪南已经初步地变成了皮埃罗，他开始想要走出文字，而去生活中寻找文字，他已然抱着一个作者和读者的目的去观看生活，而非体验生活了。

这场逃跑的旅程正式开始，在车上出现了同样的四种颜色，它们在汽车的玻璃上滑动，它们能组成其它任何颜色。在车上，他们重复着爱人的无意义的絮语，“我能为你做出一切”“我也是”“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我也是”“我吻遍你的全身”“我也是”。这样的对话显示了爱情的实质，它的国王不在语言里，不在唇齿之间，而在气氛中，在潜意识中，在并未言明之处。两个重逢而急于证实对对方的爱的恋人语焉不详地诉说着情感，而情感无法完满地被诉说，于是只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在一开始，这部电影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是一场戏剧，这是一个现实之外的空间。戈达尔没有任何想要表达“逼真”的愿望，相反，他想尽方法标明这部爱情影片的非真实。杀人的场景仿佛戏剧：它夸张、动态，一眼就能看出是表演。抢劫的场面没有逻辑，所有人如同设置的道具一般促进着剧情的推进，而他们每每都能成功。打斗的场景也富于戏剧性，对手几乎是一个人偶，而费迪南像拳击手那样击败他。

孤独地在公路旁死亡的男人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车辆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竖立在柱子旁边。这几乎是极端场景化的事故者遗骸，作为一个象征的雕塑而存在：它在那里出现，而早已有了目的。它显得如此虚假、夸张，以至于没有人会认真地认为这是一场真实的事故结果。反而，它像一个设置，一个单纯的、目的明确的、纯净的设置，它的意义就是被与二人的汽车一起焚毁。同时，这一对男女的死亡仿佛也在隐喻着这对疯狂情侣的死亡。当镜头拉远，我们更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样一个矗立在原野中的建筑物几乎是莫名其妙的，它不是凉亭或者其它具有实用主义目的的设施，而几乎是一座神庙。同样，它是符号的、空洞的、工具的。在汽车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同时，命运的黑暗的烟雾湮灭了走远的两个人。

逃亡变成了游戏：在树林、在河水中、在沙滩，他们穿行过各种美丽的场景，我们甚至怀疑这些场景几乎只出于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们没有路，他们抄近道的方式是涉水而过，这一场景有种自杀式的浪漫：他们似乎正走向溺毙。他们像两个世界之初刚派遣到地球上的两个野人，在没有人踪的自然里肆意妄为。

玛丽安总在跑，他们也总在偷车子，并且借由车子完成各种复杂的动作，其中很多都是为场景戏剧性特意打造的镜头，例如扔衣服——没有任何人会在现实生活中如此夸张、如此形式地行动，它更多是一种展现，一种表演。这让我们想起《法外之徒》，不仅仅是因为这相似的女主角，更在于他们都如此地肆意妄为：他们偷来抢来的财产永远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毫不珍视。费迪南可以因为玛丽安的一句玩笑的挑衅就把车子开进水里，然后他们提着湿漉漉的箱子，走路返回岸边。

RIVIERA，他们的下一站，这一代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名词在去掉头尾之后就是VIE，是生命也是生活。在海边，他们对着月亮产生天真的联想，费迪南的话语没有任何女人能抵挡：月亮的唯一居民来到这里，因为他觉得你可爱，他喜欢你。她迷醉于他对她的赞美，她在话语的囚牢中沦陷了。但她之后会很快发现这赞美囿于身体，而似乎无涉她的灵魂。

这些路上的设置没有缘由地出现，仿佛自有的对他们的成全，在男女主角之外，一切事物都变得工具性起来，他们需要钱，就有听故事的人、就有离开汽车的人，而他们索取金钱，偷盗车辆。于是他们也能没有任何前因后果地找到山上的小房子，它无人，就像童话故事里丛林深处的小屋一样，已然为他们准备好。当费迪南问玛丽安她是否会离开他时，她回答不，她重复三遍，每一次最终都要看向镜头。在她用重复耗尽了承诺的效力时，她的眼睛告诉了观众真相，美丽的女人总是说谎的。

在读书的男人旁，这个女人仿佛被无尽的无聊折磨，不断发问，“我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在一个沉浸于语言而忘记生活的男人面前，她感受到了一种还未交流就已注定的挫败。海边的对话呈现了一对永远和对方绕圈走的模式：“女人”感性地直观，“男人”理性地思想，于是他们永远在说自己的话。我们不理解对方，因为一个囚禁在语言的囚笼，一个用体验作为生命的方式。

作家确实想要进行直观的尝试，但他还是在语言里徘徊，他在海边寻找书中所描绘的激情，却事实上还是在进行“观看”本身，观看笼上文字面纱的世界，“浪漫”的生活最终因重复变得单调。玛丽安指责男人，“内心深处你是个懦夫”，不敢直面世界本身，而一遍遍使用言语在实在周围打转的懦夫：凭借这一避难所来逃出生活，逃出荒芜的实在界，沉湎于丰饶之海。

两个观看者在观看自己的生命，并为它加上注脚。那些交换的话语接连不断，好像男女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人，他们知道接下来对方的言辞。在破碎的词语中，观众只能用想象补全那些空白。不仅要镜头的蒙太奇，也要话语的蒙太奇，故事的蒙太奇；于是它破碎、充满张力。两个互相阐释的主体共同完成着一首长诗。这是两个靠故事生活的吟游诗人，他们用故事赚取金钱，也依靠故事生存，他们通过不断讲述来发泄、确信、游戏。费南迪永远拿着他的书和本子：他是一个作家，他的行走永远带着凯鲁亚克的浪漫。不如说这几乎是梦游式的，在阴惨的世界里，他依靠手中纸页散发的光亮前行。

可以先结论性地这么说：费迪南是理性的主体，玛丽安是感性的主体。然而在表象之下，事情似乎又相反了起来，在树林里玛丽安歌唱自己的的生命线，女人问：我的生命线，亲爱的你怎么看；男人回答：我只在乎你的臀线，你的大腿多么美。她追问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追问关于忧伤、死亡、衰老；而男人直观她的身体，那青春、紧致、美丽。在嬉戏、追逐、奔跑、打闹中，这些尖锐的矛盾被歌声掩埋起来，被安全地当作游戏。

费南迪的独白中，玛丽安是音乐，她简单、纯粹、美丽、直观：事实上，她难以解读，她神秘，拒绝着文字的虚妄，而只要感受当下。在玛丽安的独白中，费南迪用话语敷衍她，绕开生活本身，她在乎的并非物质，而是体验本身。

看到追捕他们的人，玛丽安最终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关于死神的故事在隐喻他们自己的死亡：结局已然注定，它必然。纵使逃跑，世界会为你安排其他的死亡，这是命运的残酷。被带走的玛丽安杀死了追捕他们的男人，而找上门的费南迪则在痛苦的拷问面前泄露了她在哪里。这并不是真实的谋杀、抢劫，它的中心是空洞的，是一个形式，因此男人打电话时才会使用非现实的语言，它不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诸如此类。不如说，这次事故的目的就是让玛丽安对这个男人失望，他是语言的勇士和现实的懦夫。

失去玛丽安的费南迪进行了第一次自杀尝试，他坐在轨道上，火车轰隆开来，但在火车接近的时刻，他还是逃开了。两个法外之徒的流浪变成了一个孤独之人的苟延残喘，费南迪不再有目标，不得不用语言驱散世界的阴影，抽离自己的痛苦。在这时，玛丽安若无其事地重新出现，他收到了那首诗，诗里暗示了一切。这是一个杂糅体的作家，他残酷而温存、浪漫而怯懦，他是疯狂而愚蠢的皮埃罗，她必定知晓了他出卖她的一切，但诗里又是她全部的爱：简单、纯粹、神秘。

又是一系列只有戏剧意义的谋杀与抢劫，它将电影推向结尾。他们反向而行，即使接吻，也即将渐行渐远。玛丽安终于背叛了费南迪，她离开寻找新的生活，她厌倦了玩弄语言的天真狂人。

在数数的时候，费南迪逐渐意识到了这令人心碎的真实，在追上玛丽安的途中，他遇到一个真正的疯子，并听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浪漫的、悲哀的笑话。它在结构上佐证着玛丽安的爱的消逝。于是，看到那所谓的堂哥和他的恋人仓皇逃脱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开了枪，并带走回她的尸体。玛丽安道了歉，接着程式化地死去了：她脸上的血渍从何而来？腰上中枪的人会这么快死去吗？这些违背逻辑的细节我们并不关心。他重复着你不该这样做，而她道完歉，便死了。

他回拨自己的过去，并且意识到过去再也不可能重返，于是他变成了妻子和女儿的陌生人。失去了爱情、被通缉的孤独的费迪南在脸上涂抹天真忧郁的蓝色，缠上两圈炸弹。我们注意到，这是红、黄、蓝：三原色又一次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全部现在都被缠在他的脸上。他现在是一切颜色。

他点燃了，失去玛丽安的第二次自杀不再失败。后悔的那一刻，后悔所谓“光荣”死亡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生命的愚蠢。然而，引线已无可救药地走向炙烫的焚尽，这一次必须成功。

在死亡中，恋人达到了他们所承诺的永恒，那永恒深不可测，是蓝色的大海和蓝色的天空的无垠。在泡沫里，在波浪中，费迪南彻底成为了皮埃罗。

他们接吻，而车头相反

狂人皮埃罗 (1965)

8.4

1965 / 法国 意大利 / 剧情 爱情 犯罪 / 让-吕克·戈达尔 / 让-保罗·贝尔蒙多 安娜·卡里娜

作为时代背景的颜色

在青年时期就尝试过绘画的戈达尔无疑是导演中的色彩天才，但《狂人皮埃罗》经典的蓝白红在喧哗的60年代诞生，这些颜色的使用和分配便有了多重意义。

这是一部交织着爱欲的非典型的犯罪电影，甚至与真实空间里西方世界的反战游行相比，这个故事显得很“空”、漫无目的。

主角Ferdinand离开了她上流社会妻子，被卷入一场犯罪活动中，然后往南方逃亡，和Marianne（Marianne是法国的象征，许多国家机构和组织都会印有Marianne女神的头像）一起过着一种爱情乌托邦式的生活。而Marianne的“哥哥”Fred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头头。Marianne逐渐厌倦了逃亡后的虚无主义生活，有一天她突然消失，加入Fred的犯罪行动，而被Marianne叫做Pierrot的Ferdinand最终发现Fred并不是她的哥哥，而是她真正的情人，失去爱情的他在绝望之中开枪杀死了Fred和Marianne，随后全身绑着炸药自杀。

60年代的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在全欧洲刮起了一阵哲学思潮，他提倡的“个体的绝对自由伴随着绝对的责任”影响着这一代人的精神思维，而戈达尔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法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全民公敌Pierrot Loutrel——他真实的外号就是“狂人皮埃罗”——作为故事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主角的外号，似乎是在挑衅所谓的“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两个主角的名字合体同时又产生了一层讽刺的意味：法兰西女神Marianne背叛了杀人不眨眼的法国头号公敌Pierrot。

还是60年代的法国，戴高乐在持续了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认清了法国在军事、财力、物力和道义上的“弱势地位”，终于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处于“战败”困惑中的戴高乐主义法国转向了“消费社会”，与此同时，法国也正在经历经济高速飞跃的“黄金三十年”（1945-1975），人们满足于物质和商品的增长，佩雷克的小说《物，六十年代纪事》正是这一消费时代物欲增长、内核又空虚的集体心理的佐证。然而戈达尔并没有选择像佩雷克一样，描绘一个像社会学数据表明的“大多数人”、“平均者”来表现这一社会的精神风貌，狂人皮埃罗所选择的生活无法让大多数人感同身受。

那么，有如此多政治、实事元素的《狂人皮埃罗》到底是不是一种介入政治的电影呢？戈达尔想要通过皮埃罗之死传达的信息到底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他的政治立场是否有连贯性？这是一部纯现实主义的电影还是纯美学的电影？这些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部“例外”的电影。

景观、符号及“成问题的元素”

图1

单色滤镜下的这一场景（图1）使Ferdinand从演员成为了观众。Ferdinand去参加一个上流社会聚会，他发现大家都说着像商业广告词一样的机械式的语言。戈达尔在这一场景中用一层单色滤镜转化了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这一场景成了影片中的戏中戏，让本来大家习以为常的广告变得陌生化，对演员的要求不再是很好地融入角色、合为一体“以假乱真”，而是希望他们与角色保持距离。在这一场景中，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让观众冷静地感受到广告华丽说辞的空洞与中产阶级话术的虚伪。就好像电影中的人物真实地生活在了居伊·德波定义的“景观社会”中：“景观就是当商品成功地完全占领社会生活的时刻。我们与商品的联系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我们只能看到这种联系：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一联系的世界。”[1]

图2

除了从观察者视角出发的对商业社会的讽刺，片中还充斥着一些商业符号，TOTAL的商标成了他逃忙途中随处可见的风景。对法国陌生的人可能不知道，TOTAL（道达尔）是总部位于法国的全世界第四大石油及天然气公司，Pierrot在TOTAL加油站杀死了一名职员，开着车逃跑，烧毁车的他又坐在了一家车库的TOTAL加油机下翻看漫画。对于TOTAL的呈现显得意味不明，它仅仅成为了Pierrot“旅途”中的风景，这一风景直白地点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现实：对商业社会的逃离其实无法真正摆脱它物理空间的无处不在。这是戈达尔最接近世界真相的地方——他对电影拍摄的素材不加挑选，又或者说，他刻意地保留了那些相对异质的部分，一个表现虚无主义的艺术电影、甚至是一部犯罪电影就应该完全清除掉商业符号吗？

利奥塔曾提出过“非-电影”（通译作反-电影，acinéma）的设想，他认为电影不应该删除或是驱逐任何对于情节来说无用的元素以达成统一的形式，而应该做随机的挑选，不去识别、鉴定对情节发展有利的元素，甚至保留“成问题的元素”[2]，追求与商业社会生产效率的逻辑相反的“不育”“贫瘠”（stérilité）。戈达尔的表现形式无疑契合了利奥塔的这一概念。商业标志形同荒木、河流，变成了这一社会最真实的自然背景，世界本身并不围绕着人的活动铺设陈列，人的主体地位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遭到了质疑，在戈达尔眼中，“重要的不是描绘人，而是描绘人与人之间的东西”(il ne faudrait pas décrire les gens, mais décrire ce qu’il y a entre eux)[3]。

戈达尔的红：“不是血，是红色！”

红色是《狂人皮埃罗》中最醒目的颜色，它或许代表着暴力、血腥……戈达尔的“红”究竟有什么美学意义呢？

首先是关于汽车的红，Pierrot与Marianne开车逃走时，并不像急于藏匿的罪犯，闪烁着霓虹灯光的车在午夜的路上漫步，“丝毫不担心留下可被追踪的痕迹”[4]，那些灯光一闪而过、无法捕捉。戈达尔说，挡风玻璃上光的倒影是在重塑当我们行驶在午夜巴黎街头时的感受，是红绿灯留在脑中的印象，简单来说，就是现实。[5]霓虹灯的转瞬即逝来自“懒散”“闲适”时的才能观察到的现实，而非一部情节快速推进的电影应有的节奏。

图3

在林中漫步的一段戏中Marianne也穿着红色的裙子，Pierrot看着她红色的背影唱道，“你的臀线”，而Marianne则唱道“看我短短的生命线”。这一场景里，演员似乎从导演的安排中跳脱出来，在林间漫步，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漫无目的又毫无逻辑的歌词，我们再一次忘记她们“法外之徒”的身份，也渐渐忘记她们活在电影中下一步的目的。作家王安忆经常在复旦的创意写作课上说：小说应该有内在的逻辑。如果《狂人皮埃罗》是一份写作班同学的作业的话，一定会令她大为火光。

图4

Marianne的裙子之后又被用作擦拭死去的侏儒血液（其实是红色颜料）的抹布，罪犯们用这条裙子蒙住Pierrot的头，用水刑逼他说出Marianne的下落。红色是否代表着施加于身体上的暴力？答案并不确定，因为镜头随即又转向了Ferdinand走在一片荒废之地时的独白，他重复着有些诗意的台词：“血，我不愿意看到”，“啊，多么糟糕的五点钟”。

情节和镜头的断裂显示出戈达尔并不愿意表达连贯、统一的思想。如果说艺术政治化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诉求、传达对现实的愤懑的话，那么想要实现这一目的，理应保持思想与路线的连贯——“如果介入政治的特性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力求逻辑严密的观点与诉求体系……戈达尔展示的是介入的反面。”[6]戈达尔的回应则是“：在《狂人皮埃罗》中，唯一的统一性（unité）是情感方面的”[7]，我们无法找到政治诉求上的一致与统一。换句话说，戈达尔并不相信，通过艺术的表达有可以直接达成政治诉求的效果。

纯粹诗意中的政治

质疑戈达尔是否真的介入政治，基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亚里士多德语义下的mimésis,意为“模仿的艺术”，他们相信通过艺术，表现一位英雄式的主角，可以指引人民去模仿或是避免剧中的某种行动，从而达成一种“教学法”式的效果，他们相信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即艺术家的意图可以直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为观众勾勒一幅精准无误的群众斗争画像[8]。

图5

图6

戈达尔相信mimésis的效果，但同时又质疑。片中最有政治意味的场景，就是Pierrot和Marianne表演越南战争的那一段，Marianne涂成黄脸演一个越南女孩，Pierrot把火柴当作轰炸机。戈达尔表示，展示这一段讥讽好莱坞大片的场景就是出于“很简单的逻辑”（pure logique），就像小孩会模仿警察捉小偷一样（comme lorsque les enfants jouent aux gendarmes et aux voleurs）。[9]换句话说，戈达尔相信“模仿”（mimésis）这一机制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小孩世界的游戏在重复大人世界的规则。然而戈达尔也质疑了“模仿”功能性的实质：“真枪实弹”、如此逼真的战争电影，是否能够让人吸取历史的教训、区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说，这样的电影只是一种小孩的游戏，在其中，我们只是在不断地巩固“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刻板印象？Marianne被涂黄的脸并非是戈达尔对黄种人的刻板印象，而是戈达尔在模仿，好莱坞大片最终会造就的、对“被压迫者”的单一刻板印象。

艺术政治化的真正目的难道就是描绘按照等级制度和秩序规划后的身份吗？“不是血，而是红色”，戈达尔的这句话想要说明的是，似乎我们已经天然赋予了红色“血”的意义了。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对这样被符号化的词语用法进行“改革”，扰乱这些被社会共识赋予意义的字眼（比如红象征着暴力）。这一想法契合了朗西埃定义的“美学体系”（régime esthétique）政治化艺术：“让已被常见事物重新被见，让曾经不存在的关系重新建立，目的是在感知的感性连贯和情感的动态中生产断裂”[10]。

戈达尔想做的是生产“完全的图像”（image totale），反对“图像的系统”（système d’images）、“图像的全体性” （une totalité des images）[11]。这种图像的系统、图像的全体性正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系统的逻辑：商业或是政治宣传的图像被想要宣扬的集体意识编码，占领蔓延至所有社会的舞台、屏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戈达尔的去政治成为了“政治”。

图7

戈达尔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求一部电影一定是纯政治的，而不是纯美学、纯诗意的呢？如果一部电影是纯诗意的，那么它就会瞬间失去政治的意味吗？Pierrot在片中独白的书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作家选择……他人的自由”“语言从废墟中诞生”。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中把这种无调性的絮语称之为“相册”（Album），它与私密日记的延续性相反，与“总体性”背道而驰[12]，换言之，是自废墟——立场的支离破碎、行动的分裂、和模糊不清的意图书中，诞生了戈达尔的纯粹诗意。

正是通过这种纯粹诗意的表达，《狂人皮埃罗》摒弃了消费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编码设定好的语言，从而成为使用这一语言来介入政治的电影的反面。戈达尔的血或是红，代表的是全然的他者，他游离之外，不在其中。他玩起孩童的模仿游戏，又在游荡在废墟之中书写遗世独立的诗意。《狂人皮埃罗》的非政治也是一种政治。

[1]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Paris, Gallimard, 1996(1992), p.24.

[2]Jean-Francois Lyotard, Des dispositifs pulsionnels, Paris, Édition Galilée, 1994, p.57-59.

[3]«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4]原文为“sans souci de traces ou de récupérations”，见«Fable sur "Pierrot"»,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36.

[5]«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35

[6]Rémy Rieffel, La tribu des clercs. Les intellectuels sous la Ve République, Paris, Calmann-Lévy/CNRS, 1993, p.226-241

[7]«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8]参见Jacques Rancière,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Paris, La fabrique, 2008, p.64

[9]«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10]原文为：faire voir autrement de ce qui était trop aisément vu, de mettre en rapport ce qui ne l’était pas, dans le but de produire des ruptures dans le tissu sensible des perceptions et dans la dynamique des affects.Jacques Rancière,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Paris, La fabrique, 2008, p.72

[11]参见Georges Didi-Huberman, Passés cités par JLG. L’Œil de l’histoire, 5.,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p.107

[12]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5, p.440

剧场重看《狂人皮埃罗》，似乎没有初看那么触动，也许是因为看戈达尔需要调动出一种迷影状态，而现在的自己既没到段位，也不在心情。

当然是犀利的，三色调、画外音、破四墙、段落重复、跳跃剪辑，都可以看成是对时空的断裂与增殖，戈达尔用电影的技术反程式化的技术奇观，用符号的冲撞（内在是文化的冲突）反单一符号的殖民，在混乱、阻断、脱线的时空中，语言逃逸出意识，影像跳脱出情节，用模仿与引用消解了故事本体的意义，显出终归虚无的悲剧性。电影模仿的不是生活，而是无须对生活负责的文学。戈达尔在一个类型片题材里呈现的意义，几乎都是类型片所忽略的，并且，仍保留着对人（安娜）的深情，可能正是这一点，让那些红裙舞动、莞尔一笑、相对一吻的场景，成为了经典的瞬间。

喜欢的地方包括：

在安娜公寓那个人动镜摇的长镜头，回环的舞台和动作设计，空间的魔幻感打开，也呼应了之前引用的space reigns；

两人在树林模仿歌舞片，远景镜头，但切在半身，有种海平面感；

开着豪车冲入海中，消解了物质的驱动，同时又是情节的伏笔；

两人分别对着镜头独白，在事件/动作陷入疲劳时，情感与生活又出现了；

用名字的问答来提示人物的连贯性；

用图画来指代人物，用引文来宣泄带有历史感的情绪；

霓虹灯的蒙太奇和酒吧爵士乐的乱入；

码头男讲的自己人生是一首歌的故事，“十年了”真是悲剧；

表演中的表演，引用中的引用，以及打破它们的对话“-闭嘴吧预言家！-我说的是书名”

“我们是假释的犯人，树呢”

“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巴尔扎克了吗？”

正如《理解戈达尔》里写的，男女总是无法交流，接连的动作总是指向“不该来这”的悲剧。

有时我觉得戈达尔完全在依靠小聪明拍电影，缺乏那种手工艺人精神，比如有些声音的刻意断切听起来非常业余，还有些引文感觉在回避真正困难的问题，但仔细想想，能将这些自如地运用在电影里，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自信。正如结尾所象征的，这种自信也会带着天才的光芒进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