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

原创首发于“澎湃新闻”

年初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于央视，红于B站。其实该剧如此受年轻人的追捧，细看之下颇有些“时势造英雄”的味道：国学在课堂教育的复兴、倡导工匠精神的日剧与日本文化备受二次元一代的追捧、以紫禁城为背景的穿越剧和宫斗剧蓬勃得如日中天等因素，都让该片无心插柳地迎合了八零后与九零后的口味。 可即便一度红得一时无两，还是未能收回拍摄此片时所投资的150万的成本。11月上旬片方宣布该片电影版上映并为十城点映发起众筹后，一个月不到后电影版《我为故宫修文物》便开始了全国的点映之旅，而今天，该片已经于院线上映，与观众们见面了。 片方大概预设了来看电影版的观众都已经看过了三集的纪录片版本，认为大家都对片中的人物和背景都很熟悉了，不但舍弃了线性叙事而选择碎片化呈现，甚至电影版本中，对于故宫文物修复的各个组别及其成员也没有过多介绍。 此片应验了导演萧寒所说：“这是部观众电影，而非作者电影。”而主创选择了以“弹幕”特色而闻名的B站选择上传平台，相信也不仅是为了收获更多的点击量，更是为了通过弹幕收集观众在观看时的即时评论。 电影版中的素材，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三集的纪录片版本中与大家见过面。至于主创如何挑选素材重新剪辑、制作，开放的网络互动与大数据的便捷收集则功不可没。作为出品方的猫眼、B站和微鲸都能为片方提供了票房、排片、收视率的精准数据，片中哪些片段弹幕密集、被观看次数最多、哪几位修复师被谈论了最多次，都成了原作中哪些素材会被选入电影版进行二度创作的重要参考。 从众筹、点映并从成品来看，该片的营销手段，则与IP电影无异，目的很明确地是为了取悦粉丝。B站中的弹幕被表白最多次的、有“故宫郑少秋”之称的钟表修复师王津在电影中的戏份明显要多于书画组和百宝镶嵌组的几位师傅，和王津师傅一起成为“网红”的，还原片第一集中，书画组的师傅们打开故宫七道门后迎接他们的那只猫，每当它在片中卖萌，影院内便笑声一片。 作为IP来开发，且承受一定票房压力的电影，电影版《我为故宫修文物》取悦粉丝的动机本身没太大问题。只是片方在做数据收集的时候，除了参考观看次数、弹幕条数这些量化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观众群体做一定的质化分析。 比如在给出好评的观众中，是被修复师的人格魅力吸引的比较多，还是被修复文物的过程以及文物本身修复的比较多，这决定了电影版的叙事是该往传记片靠拢还是往科教片靠拢；专业观众和业余观众的比例则决定了风格是该更严肃还是更活泼，甚至如何让没看过三集纪录片版本的观众走进影院时，不至于一头雾水，也是主创创作时该考虑到的问题。 纪录片具有娱乐功能无可厚非，可电影版让我较为不满意的一点，是片方郑重其事地打着“纪录片”的旗号，最终成品却失去了纪录片事实输出的应有功能。没有太多关于修文物的新鲜干货不说，还转而走向了生硬的价值观输出道路。作为电影版主旨的升华，几位修复师对文物的看法被剪辑成了一组蒙太奇放在片中接近尾声的位置，当中不乏原版中引起热议的片段，比如屈峰师傅的“格物论”。 为何我们在看原版的时候，听到师傅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不觉得生硬，反而觉得如沐春风，是因为原版的采集样本采用了“饱和抽样”的方式。三集的篇幅虽然不长，但横向来看，样本选取全方位地兼顾了各个组别，从纵向来看，修复师们无论男女老少，入行原因、心路历程都让观众一目了然，还时不时地有些生活化的小插曲、不同组别间的合作过程和交叉比对作为补充。不同的事实呈现方式都让观众能充分地对修复师们和文物本身有个基本了解，基于充分的事实了解所做的升华，自然不觉得生硬。 比如瓷器组女修复师纪东歌在空旷的故宫骑着自行车的画面也被单独拎出来。在原片中，忙碌的她骑车奔往延禧宫看瓷器展，看展、拜访导师、讨论学术问题忙得焦头烂额，那个在空旷的故宫里骑车的画面，则是用片刻的放空来对比修复师压力巨大的忙碌生活。这种原片中被单独拎出来的画面很多，缺少对比，缺少铺垫，让电影版看起来像一堆原材料的堆砌，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尽管折服于制作方的勇气与情怀，但缺少质化分析和叙事技巧的电影版，让片中呈现的事实无法有效关联。毕竟无论是IP电影还是粉丝周边，其本质终归是感性的艺术创作，而不是材料和数据的堆砌。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代代传承，春风秋雨，以一颗温暖虔诚的工匠心，保护传承千古文物。而新的技术发展，新的血液，也为更好地保护文物产生着重要的作用。那些院子里的杏儿，猫儿，也伴着一代代故宫人，把格物内省的温润品质一代代传承着。当老故宫人带着泛泪的目光说着不舍，当师傅满足地看着千千万万人排队观赏修复好的文物，当新一代故宫人带着焦躁和知识进入这红门，收获传承了数代的手艺和陈练的精神，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无法不为透过大荧幕传递的文化的暖意而感动，恨不能飞去宫墙脚下，亲手触摸那斑驳的墙，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参与那穿越历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