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

值得一看。女性想借男性的力量是借不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力量。他们是靠着女性滋养的。

男性在社会上一直就是伤害女性的（扑盛男一砖的小偷男，踢她肚子的精神病男），贬低女性的（比如老板男）。

生活中的男性也哈哈哈。盛男觉得文艺男是理解她的，想在文艺男上得到安慰，但是他担不起，他是假的空的是虚弱的，所以他逃跑，他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战胜上门女婿的屈辱，这真让人哈哈哈。

盛男想在她合作伙伴上得到慰藉，那个人啊，抢她的稿子自己署名，明明是自己爱盛男却故意说盛男爱他，做爱后他在盛男身上得到了慰藉和满足，他看到彩虹的时候，盛男却在自己手动满足自己。

盛男的爸爸也厚颜无耻的想她帮忙还债。唯一对盛男说出我爱你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很搞笑吧！

就连盛男那个傻白甜的妈妈，都给老年男性带去了生的欲望和活着的美好。而且在老男人死后，只有盛男的妈妈为他流下了悲伤的眼泪。女人是多么温柔强大的个体啊！

盛男最终明白，自己才是力量的源泉，她放下了对男人的幻想，当她要精神病男对自己说我爱你时，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嘲讽和告别。她终于自由了，她感受到了自然的风，托举她的上升气流，她自己可以送自己上青云，她终于可以对着天地万物 哈！哈！哈！

据说，《送我上青云》是一部给女性拍的电影，是一部让男性感觉到被冒犯的电影。微博上的争论，似乎就在印证这个看法，骂它，给它打低分的，多半是男性，不管看还是没看；电影院里的观众性别构成，也在印证这个看法，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多半是女性，我看的那一场，一共四五十个人，但连我在内，也只有五个男性观众。

也不奇怪，这部电影的主创，从编剧、导演、主演、监制、乃至片尾曲的创作者演唱者，女性占大多数，讲述的也是女性的故事，女主角盛男，得的也是卵巢癌。而且，这个故事，严格来讲，只有女主角，没有男主角，所有的男性都是配角。从故事的硬件构成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女性的故事。所以，在宣传阶段，很多自媒体也着意强调这一点，特意突出“女性坦然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诉求”“冒犯男性”这样一些点。

但我却觉得，这终归还是一部拍给所有人的电影，适合所有性别，所有年龄段。很多人都以为，人生一定埋伏着某种重大的契机，这种契机，可以让人脱离庸常的生活。就像亨利·詹姆斯《丛林猛兽》里的约翰·马丘，一直以为自己“将会遭遇某件罕见而异常的事情；可能是极不寻常，而且是灾难性的事件“，他认为自己会迟早遭遇到它，并且在自己的骨髓里已经有了预感和确认，这件事会将自己全部吞没。这件事不论是好是坏，都能带来某种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彻悟，甚至有可能“送我上青云”。

《送我上青云》女主角就遇到了这种重大事件，她心高气傲，时刻期待着某种觉悟，但她不幸得了癌症，随即发现，更重大的转变和彻悟都没有出现，自己的生活照旧，周围的人照旧，甚至因为疾病，周围的人和事，越发狼狈，越发不堪。她颓废、她挣扎，她揭穿父亲母亲、身边的猥琐男、巨富及其修行者父亲的真面目，她用一切方法诉说自己的委屈，却发现，对面的他们，依旧死皮赖脸不见起色。她已经换了眼光，从生与死的角度去打量周围的人，却发现他们照旧拖着沉重的肉身，脱离不了自己卑微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执着于财色，执着于现世里的一点点收益，他们的人生和人性，都已经碰到了天花板，再也没有突破的可能。

小时候看盘古神话，盘古破开混沌，造出天地，轻的上浮成为天，浊的下沉成为地。人就在浊的地上生存，却想着青的天，想着无欲无求成为云，无挂无碍成为虹。那么，生和死这样的大事，会成为穿越清浊，由浊及清的契机吗，会换得病愈后的心清目明吗。《送我上青云》说，并不能。反而，当死亡临近，换个眼光看青天浊地的时候，越发觉出不耐。

而且，不论是盛男，还是围观着这一群男女的我们，都不免想到，即便在盛男离开后，这一切都会照旧，不会因为她的觉悟，有任何改变。

有部伊莎贝尔·珂赛特导演、萨拉·波莉主演的电影，名叫My Life Without Me，中文译名之一，是《无我世界》。这个名字，让我非常震惊。

主人公是个清洁工，还很年轻，也患上看癌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列出愿望清单，逐一实现。故事是温情那类，拍得也不错，演员演得也尤其好，但这一切，都抵不过那个译名给我的震惊：无我世界。一个没有我的世界，一个在我没有之后，依然延续的世界。地球照样转，太阳照常升起，并且未必洪水滔天。那种幻灭、绝望的感觉，被这四个字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一定要死亡这么断然，很多时候，我们活着，只是缺席了、不在场了，生活还在面不改色地延续。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活着的、在场的是我们，我们坚信不疑的、唇齿相依的、深深依赖的，却成为那个缺席者，我们还得面不改色，面对这个“无我世界”。 而《送我上青云》里的盛男，就站在一个“无我世界”前面，看着它一点点沉沦。

可以想见，我们关于世界的那些惴惴不安的预感，可能都会变成真的，我们终归会和潜伏着的野兽迎头相遇，从森林大火，到月异星邪，从狂人政治，到乌合之众，一点意外都没有，一点新意也没有，全都是套路，但这个世界依旧不会有任何觉悟和反省，仿佛我们的觉悟根本不存在。

8月11日，《看电影》观影团映后，导演兼编剧滕丛丛、监制兼主演姚晨聊了很久。关于电影、女性和女性电影，本就有很多论争，正好听听她们的声音。

主持人和观众的问题已简化，她们的谈话就保留原汁原味吧。

什么时候有念头动笔写这个剧本？

滕丛丛：大概就是2014年初左右。自己的人生有些经历，之前的时候也是文艺青年，觉得自己特别棒，就谁都看不上，踏入社会后突然间发现，真的很多事情是徒劳的，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努力就能达到的。从青年的愤怒，到成年人的成熟，你要经过这样的转变。当我开始去转变的时候，我就开始动笔去写这个剧本了。里面有一些个人的体验和经验，但它绝对不仅仅是个人体验和经验，因为三十年的人生是有限的。又经过了漫长的大概三年的剧本成长，还有我自己的成长，最后是2017年3月才定稿的。

什么时候读到剧本？读到哪决定参与？

姚晨：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制片人顿河，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把这个剧本发给我，他说，听说你现在在做公司，也在找项目，你看看这个你喜不喜欢，这是年轻的创作者自己写的剧本，她还想自己导。我看完以后我确实很喜欢，她里面的趣味也是我喜欢的，包括这个人物也是我想靠近的，也觉得她似曾相识。虽然距离我是有些距离，但是我觉得通过她，我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很快地我就达成了合作，跟导演见面、沟通，然后互相了解，然后推进这个项目，基本上是一个蛮顺畅的前期筹备工作。

写作剧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中间发生了什么？

滕丛丛：我第一稿是3月，大姚看到的时候就是8月，中间没有很长时间，但我写的时间是很长。中间，我是觉得我去开眼界去了，就是以前自己的生活，按部就班的，个人体验放到故事当中，承载的范围太小。它很像一个都市小品，就很像《弗兰西丝·哈》，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当时有点想做这种风格的。但是后来我确定这个角色是记者之后，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都市小品。我去采访了很多记者，去跟他们去现场，包括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工作当中遇到的故事，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完了之后我把一些事情进行重新的糅合。我觉得自己那个时间段成长也很快速，基本上每半年我会再推翻一次。觉得自己之前剧本还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标准。后来我还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阿乙老师的短篇当中的一个角色的使用权。大概到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成长不动了，我估计我能力就到这了，那个时候才定稿的。

姚晨：刘光明那个角色。

很多人都说这是“女性电影”，你们怎么看待？

姚晨：首先这是一个女性导演的作品，（笑）然后又有女性监制。两位主创都是女性，但是我们其他的主创部门还都是男性，不是说女性电影就要把男性排斥在外，女性电影的完成也还是有很有非常热爱女性的男性创作者共同发力来完成。我们这几天的观影场，也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反馈，很多女性观众看完是非常激动地跟我们交流，很少看到女性欲望这么真实、坦荡地在大银幕上被呈现，而且完全是以一个平视的角度在向大家呈现。包括阿乙老师，他说作为一个男性，看完这部电影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女性，这让他很痛苦，他也才第一次去正视女性的痛苦，他觉得这电影对他之后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变。

滕丛丛：对，我觉得大家定义女性电影，就是女性的主创和以女性视角来讲述。很多前辈导演，包括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和冯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如果不是因为是男性导演的话，也可以定性为女性电影，因为它就是从女性视角来讲一个女性的心理路程。如果大家要定义女性电影的话，我是这么认为的。

技术不发达时，体力是很重要的条件，但技术发展了，男女可以做相同的事，意识却没提高，这是否电影的一大背景？

姚晨：确实是根源。其实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是从个人的困境上开始。我大概在两三年前，我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做演员非常好的年龄阶段，但是我发现，我想拍的那些戏非常少，在电影的市场上，好像对女性的刻画要么是很简单的少女形象，要么就是属于婆媳的狗血剧，家长里短的，非常有烟火气的女性形象，而且女性好像都是隐忍、愁苦的状态。但是我又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明明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女性，她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人格也非常独立，她们在做的事情也非常出色，但是我们不管是大银幕还是小荧屏上，对这一类女性的刻画是非常少的，有也是皮毛而已，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她们的灵魂中去。那个时候我还想等待，但我发现女演员是等不起的，我们真的等不起。（笑）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金贵的，我想，我抱怨也是没用的，还是自己为自己做点什么，或许还有可能一个事情推动一个事情，改变一些氛围。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做坏兔子影业，那我们把这个电影作为坏兔子第一部参与制作的电影，第一确实它体量上没有那么大，我们作为一个零经验的电影制作公司，我们可能也相对不会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产生，因为也不会对票房有过高的期望。就像一个新人一样，一切从头开始，学制作，学怎么做一个监制，（笑）但这些工作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演员这工作怎么样，我也看到这两年也有越来越多的演员朋友，还有一些别的职业领域的女性都会站出来，讨论自己的职业困境，其实这些困境根源都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整个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相对陈旧的程度上。但是我想，这些改变可能需要每个个体都能够付出努力吧，才有可能把这条路搭起来。

点映后，很多男性观众也非常喜欢，这是意料中的吗？

滕丛丛：有一点点意外。（笑）之前其实做好了准备，剧本给我们确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部电影会有一部分女性特别喜欢，但也会有一部分男性特别讨厌。所以我只做了这个准备，没有做“男性观众，哎，好像也挺喜欢”的准备。

姚晨：其实是有一些男性角色会感觉到自己多少是被冒犯的，可能他们在这个电影里头，没有看到在常规影视剧里头那些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但事实上，导演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过刻意丑化男性的想法，反而是非常平实地，不管里头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只想刻画人性的部分，而对性别，我们是没做差别化对待的。

好玩的地方在于，传统社会中那些成功男性，在女性眼里可以是那样……

姚晨：看剧本的时候，我最喜欢刘光明这个角色。所以我是觉得丛丛对这个角色，在落笔时还是有关怀的。

滕丛丛：我觉得，你说的是一个女性电影，女性主创和女性视角，但是我觉得，我们片子当中对男性也是关怀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也给了很多男性世俗成功的压力，就是，你这个人成功就是你有钱，你家庭美满，你有趣，你有很多爱好，你灵魂有趣，都没有用。大多数人对男性成功的定义，也是不太公平的，就好像对女性的很多要求，也是不太公平的。

姚晨：刻板化的，男人不能哭，一定要坚强……

滕丛丛：对。

四毛的觉醒……

姚晨：对，其实我们原来有一场戏，很可惜，因为篇幅，删除了。那场戏是介绍盛男和四毛工作的小报社，挺破败的一个报社，又一次面临搬家，因为房租又涨了，然后报社里堆满了废旧的报纸，成捆成捆地准备卖个收破烂的。四毛走进来的时候，同事叫住了他，拍了十块钱在他肩上，说，“四毛，你的那堆废纸，卖了十块钱。”四毛特别认真地跟同事说，“什么废纸？！那是我在这个报社里头待那么多年，写的27个头版。”同事说，“你就知足吧，隔壁的铜版纸才卖了几块钱？”其实我们还是想通过这样的戏，来介绍他们的生活环境。我觉得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隐藏在生活中的东西都上来了……

滕丛丛：我很喜欢我们当下社会这些看过去很荒诞， 但是仔细一想又很合情合理的小故事。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创作者最大的财富。之前的时代没有这种事情，只有当下会有，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不停地去关注这些当下的事情，其实对个体本身有很多思考在。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情节，说到江边的老太太，还有戴帽子的疯子，那也是有一个源头，就是90年代有很大规模的气功热，整个广场的人都戴着那个小锅盖，在那里接受“宇宙的信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看上去很荒诞，你觉得很好笑，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又有很悲凉的人性的小故事。这个跟女主角的成长环境分不开，也使她一步一步走向觉醒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一阵好风，都要让盛男去经历这些人，不同的事情，然后让她对自己内心有一些思考，对生长的世界有一些思考和回馈，最后她才能够达到自己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的过程。

电影要有很清晰的表达，又有适当模糊的部分，要让观众对模糊地方做出理解。比如棺材……

滕丛丛：我觉得在盛男的这趟生灵之旅之中，最重要一个人物是李老。她和李老都是将死之人，一个是这生挺圆满了，死亡对他来讲不是什么，但盛男是一个正值壮年的青年女性，她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去实现，她对生死有很多恐惧，所以这个棺材其实就像她的死亡隐喻，一直伴随着她，从开始到最后。这棺材让李老得到他生命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我从哪来，还从哪去”。这个也是盛男在这趟生命之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眼和觉醒的点。

最悲凉的是盛男在医院看病时，得知卵巢癌时，台词是这样……

姚晨：“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好多年没性生活了，怎么可能得卵巢癌？”她直接把这个病和她的道德挂上钩了。哪怕像盛男这样一个不容易被屈服的人，长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她还是会慢慢地被洗脑，被驯化，直到死亡直接降临到她面前的时候，才能够让她冲破这个迷雾，去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去直面她生命的真相。

上一代的美枝有不一样的反抗方式……

姚晨：还是用依附的方式来寻求自己，但盛男用自己的方式，是真正的自救。

滕丛丛：我觉得也是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父辈的成长环境也是那样，她能够做到的改变，其实一个人是很难去对抗整个历史洪流的，她能做到的最大改变到这里，也已经很好了。但盛男不一样，她成长在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的时代，她能够接受到更多独立的思想也好，教育也好，自己本性的成熟、性的成熟也好，她的反抗是跟父辈的反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父辈的反抗很小，就会觉得你有什么示弱，我觉得一点点的反抗也值得鼓励，一点点改变也很棒。

拍摄两段床戏时有心理障碍吗？

姚晨：其实我一开始看剧本，就对这两场戏比较忐忑，那个时候就不停问导演，她想怎么拍这场戏。因为说实话，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完全没有拍摄长片经验的年轻人，不管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灵魂都要交付给她，（笑）就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我的决定，真的是一场豪赌，因为我不知道她把我拍成这样。可能我们国外电影，你会觉得这种拍摄是稀松平常的，但其实说实话，国外的欧美演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拍这样的戏的，哪怕我们已知的很多很大的演员，像梅丽尔·斯特里普、凯特·布兰切特，她们都是基本不拍这样的戏的，因为她们不需要再靠这样的戏去做点什么，也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吧，但这个标准倒没有与敬业不敬业这个层面有关。很多时候她们用的是替身，在《卡罗尔》里那个是替身。但显然，我们这个戏也没办法用替身，（笑）所以就经常问导演这个问题。导演想的很简单，“演员都应该会吧？”（笑）其实如果拍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将来会出现一种声音，会觉得说，“一把岁数了，还想再搏一把呢！”所以在拍这场戏之前，我们所有主创在一起做了很充足的功课，从摄影老师到录音老师到灯光老师，大家在一起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包括导演，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头，还有我跟男演员，在密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讨论这场戏的体位，怎么样通过变化体位来表现人物关系的改变和推进。第二天我们拍的时候大家还是蛮紧张的，我觉得那天，不光是我们来讲，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对自己天性的挑战。我觉得那天是大家一起解放了天性。我们把所有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清场了，只留下最重要的几位主创。主创老大们也要做助手的活，（笑）自己来调灯光，调机位，还要自己打板，灯光老师还要给我盖衣服，拿水，（笑）我还给大家放了下音乐，就放那比较能够调动肾上腺素的，然后也比较性感的音乐，（笑）大家进入到一种氛围里头，来拍这场戏。甚至连我先生都加入了这场戏，他是场外指导，然后在远程遥控这场戏的光影。（笑）所以后面特别鸣谢他，因为我们这部戏的调色都是由他完成的。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参考，《龙纹身的女孩》这类的，为这场戏做定调。我记得拍完第一条时大家都不好意思看回放，（笑）我一转身，大家的脸都红扑扑的，（笑）甚至录音老师，因为他都是不苟言笑的，戴着耳机，那天他脸涨得通红，把耳机摘下来后，“哎，不行，太刺激了。”（笑）就放他的旁边，哈哈，内心都受到了挑战。但是我觉得那两天，我们有两天时间拍完了一场做爱的戏，一场自慰的戏，那两天拍完以后，大家都突然有一种默契，好像共同守护住了一个秘密，在情感上也突然产生了更紧密的勾连。我相信，那两场戏对在场的每一个创作者，在未来的生活里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改变。对我，作为演员来讲，是特别彻底的一次天性解放，可能在此之前，我会在家里头观察自己的身体，会很自如地袒露它，但是我作为创作者，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摆脱了身体上的所谓束缚。我觉得在那两场戏里我的身体是自由的，与盛男完全融合在一起。

“送你上青云”的精神追求，创作现阶段更赞赏什么？

滕丛丛：是王国维吗？人生的三种境界，一个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层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第三层，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是无知的，因为无知所以自由，所以不知道愁滋味。然后慢慢地你会经历很多事实，人世疾苦，你会陷在其中，有很多自己的灵思，然后到第三层的时候，你见过人间疾苦了，但你还愿意热爱生活本身，就是有一句现在流传比较俗的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破生活本质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最后的这种情况，才是一种真正有智慧的情。

姚晨：我没导演说都那么好。因为我不确信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其实片子里盛男一直说她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我对正确这两个字始终是报以质疑的。这个电影当时让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它写的是众生相，见众生，见自己。每一个个体都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不可复制的，我倒不认为梁美枝的活法就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不正确的，我也不认为说盛男或刘光明的活法一定就是最糟糕的。怎么说呢？

滕丛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种。

姚晨：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那条道吧。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青云，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到好风。包括这电影里头，我觉得盛男最后，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她等不来风，就自己上青云，不再依附任何人，她最后有能力让自己快活了。最后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但她发现爱这个事情，不再是非得来自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那一刻她是卸下了千斤重，所以她才能够突然身轻如燕。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可能没有想明白，就苛责她是不正确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电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理想。

棺材从头到尾一直出现，有什么关联？

滕丛丛：有点意象和魔幻的概念在里面。李老躺进棺材，也是一个意象，他真实的死亡是在他家自己的床上死亡的。你看到棺材的串联就是一个象征的手法。

美枝说“19岁生了你，不知道怎么教育你”。现实中你是怎样的母亲？

姚晨：我应该能比梁美枝强吧，（笑）我没有那么年轻，我生他们挺晚的，心智还比较成熟，所以不会逼迫他们要去做所谓正确的事情，时时都要拿第一。没有这样的苛求。

关于高票房和高口碑……

姚晨：我其实是真正希望它有票房。（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实话，刚开始拍这部电影，投资这部电影，我真没指望它赚钱，从一开始我跟出品方江老板就告诉我，你别砸那么多钱，真金白银扔进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戏肯定不赚钱。我说没关系，我知道它不赚钱，但是我很喜欢，非常希望它拍出来了。但现在这电影快上映了，我是希望它能有票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票房，意味着它被更多人看见，也意味着盛男这样的女性被更多人了解、被更多人热爱，也有更多人来了解当代女性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再是那些傻白甜，有票房也意味着将来能鼓励到更多想拍、想写这些电影的创作者，这些电影才有机会不断地去跟大家去见面和交流，所以我中心思想是大家回去写写微博，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谢谢。

微信公众号：moviesss 首发于 MOViE木卫

谈《送我上青云》之前，说说🇭🇰最近的事情。

国人看问题，喜欢站到高山上，替老大哥思考。🇭🇰这破事，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这帮年轻人啊，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就出来闹了。

三个字：没钱了。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国人手握新四大发明，挺直了腰板，挺起了胸膛：

我们有钱了！

🇭🇰只是一个话题，我不是真的要讨论时局。顺着有钱没钱这个话题，想起这两年看到的中国电影，尤其是与当下社会现实发生关系的，大多弥漫着可怕、不安和近乎恐慌的金钱焦虑。

不说后来有了钱、住到好房子的《后来的我们》、《内幕玩家》和《柔情史》，一袋钱引发了《云水》和《大世界》，一条人命价值多少钱的《淡蓝琥珀》和《我不是药神》……一个“穷”字，它就会击垮各个阶层所有人。 相比“有钱了”，中国人更害怕的，是“没（有）钱”，是多伦多车队叫嚣谩骂的“穷X”。它比心魔还吓人，像个随时复发的顽疾，在每个人身上挥之不去。

所以你说中国人活得幸福？单讲电影里看的，我觉得一个比一个苦，愁眉苦脸的，掩饰不住。

就说暑期档，今天看到的《送我上青云》，还有发生在重庆的《铤而走险》，本质上，还都是在讲这个事情。《送我上青云》的姚晨，房租4000，需要30万。《铤而走险》的大鹏，需要10万。李梦，需要200万。全是白纸黑字的明码标价，得病就死。

数字之余，《送我上青云》的姚晨如果继续活蹦乱跳，故事就切换成了郝蕾主演，同样讲述女记者苍白人生的《春潮》。 《送我上青云》➕《春潮》➕《再见南屏晚钟》➕《柔情史》，它们纷纷讲述起女儿和妈妈的家庭故事，大多是互相无法理解，难以相处。

不少女性观众，都对《送我上青云》点了赞。原因是姚晨这个角色，遭遇了来自男性世界的压迫与荼毒。即便处于落难状态，她也拒绝向周围妥协，继续莽撞。

毕竟，盛男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和男性较劲的期许。

片中男性角色，从搞了女同学的父亲，到见艳心动的老头子，有钱装大款的企业家，想变得超级有钱的同事男，还有一个放弃了尊严、压抑了自我的才华男，基本上都是面目丑陋，滑稽可笑。尤其是后面几个人，还处在互相否定、相互鄙视的虚伪等级关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粉红西装油头男，单凭“别跟我啪，啪了之后，你的余生会永远回味这棒棒哒性爱”之类的台词，真乃新油田之子（有人举报说，他太像周一围）。

唯一例外，沾了点仙气的，大概是老头子，他负责解决了女主一大问题，把妈妈带走。另外，作为自传对象，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大限将至的胁迫下，去他妈的有钱没钱，姚晨说出了少见的犀利台词，主动吐露欲望，上位其他男性角色，也是电影一大亮点。

但《送我上青云》的最大问题，应该是来自风格杂糅不统一。不少台词干涩生硬，比如妈妈一口后配的嗲声嗲气。 电影以开头的疯子一脚、结尾哈-哈-哈三声，本应该是带有黑色荒诞意味的轻喜剧，如频频起跳的脏话粗口（老子骂儿子），包括被许多人误以为姚晨心脏病发作的事后现场，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没有性生活到欲望得不到满足，这道滑动门，过得也太快了罢。同理，片子在生命大限的危机紧迫感上，也着墨不多。出血那一段，包括姚晨的当下反应，都更像在排喜剧梗。

切入原生家庭时，电影又带有批判色彩，尤其是对母亲的一番控诉，义正言辞。

到了贵州外景的云水缭绕，片子又自带艺术片腔，包括作为金句台词出现的“爱欲是生死之门，我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 近乎讽刺挖苦的，是横空飘来的斯文眼镜π，当电影想要探讨起尊严时，就安排一场戏，让你看看尊严被踩的样子。

从无人机的上帝视角，到青山数峰青的山水外景，《送我上青云》似乎对这个物欲横流人人想要力争上游，寄生上流的中国现实，通过一名饱受戕害、抑制欲望的女性，提出了质疑。

在上山下山的男性权力等级图中，作为女记者身份的姚晨，既是配合又有抗拒，既是主动又有不得已为之。当没有人可以保护你，当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甚至还得保护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怎么办？遗憾的是，电影触及了许多问题，却没有找到答案。原来只有到快死了、没钱了，一个人才能正视自己的欲望。最终的释放自我，更像是一厢情愿。

你给姚晨表现打几分？

不吐不快。刨去得癌这个设定，盛男和千千万万的我们是一样的，跟惨这类字眼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是存款难以负担自己重疾高昂的手术费，漂泊无依，而已。然而这样的数额即便对于某些小康家庭来说也有些局促，何况是一个自立自足的独身女性。导演由此勾勒了如下景况: 童年不幸，家庭失和，濒临破产，无依无靠，无爱无恋，穷困潦倒，得了病还要先问同事借钱。导演借几个角色之口对盛男进行了归类: 大龄，剩女，高知，脾气差，自我大，清高，理想主义，爱掉书袋。“盛男”这个名字暗示了独当一面的作风和偏向于刻板男性气质的印象，盛男也的确给人类似的感觉，以至于同事、妈妈数次对她施以独身羞辱，无非是你这样嫁不出去，哪有男人要你，你会孤独终老的，之类我们屡见不鲜的内容。

盛男和家庭是半脱节的状态。她不满于父亲出轨十年，也忍受不了母亲愚蠢造作，虚荣爱炫耀。影片后半段盛男和母亲的一次爆发中，她提起小时候坐飞机，晕机呕吐被双亲嫌弃，意指自己童年不幸，他们对自己没有爱。就影片呈现的内容来看确实也鲜见关怀，父亲只顾自己的情人，而母亲跟盛男出差时，像个巨婴挂在盛男身上，只会哭啼撒娇。盛男于是脱离家庭独自生活，很少和家人联系，连患病都不愿跟家人说。在导演的价值观里这显然不值得提倡，盛男需要和父母真正“和解”才能达成“快乐”。就连母亲不懂爱、不了解女儿、不关爱女儿也情有可原，毕竟十九岁产子，还不懂怎么当妈妈，后来跟盛男的关系也不大亲密。作为双亲和解情节的代表人母亲强硬跟随盛男出行，盛男一路从厌恶冷淡到逐渐接受母亲，与母亲和解，体现为开始愿意为母亲拍照，喝下母亲打的土豆汁。母亲是一定要原谅的，毕竟她已年迈，风华不再。

在这里，母亲和李老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李老一眼相中母亲，开始套近乎、夸奖赞美，母亲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一方面李老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取向还有余温，是母亲渴望回到的手工业时代，也是母亲年轻貌美的岁月，另一方面，李老的夸赞、凝视、投射也重新赋予了母亲生命价值，可笑亦可悲的是这价值毫无新意，男人鉴赏女人如鉴赏瓷器，男人求欢女人为了补续满足性欲。李老被问及为何想要续娶，说是右手中风，言外之意无非是满足性欲，虽是玩笑但也很难忽略。

对于盛男的性欲，影片以其大胆直白为骄傲，反倒暴露了导演对于女性欲望理解的片面浅显。盛男之所以急于做爱，是因为同事提点自己术后可能丧失性欲，应该在术前好好珍惜、享受。可见，盛男对做爱的迫切并非出于性欲的迫切，而是生命时间的紧缺，做爱是生命欲望的微缩。但有趣在于，这种迫切在情节架构下成为影片的噱头，如狼似虎大龄剩女勇敢示“爱”，几次大胆表露却招致误解，同事甚至自恋地认为盛男暗恋自己，所以才这么想跟自己做爱。可想而知对于观众来说，这种误解只会更广泛: 几年没有做爱的女青年何其饥渴。导演似乎没有能力呈现更普遍、更真实的女性性欲，就连盛男的自慰都宛如急病发作的痉挛，女性性欲便也只能流于“得没得到满足”之浅薄。对精神和肉体共振的渴求才是盛男多年没有性生活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渴求得不到满足与现实中男性对女性欲望的不解与误读才是真正的冲突。男性视角对女性性欲的想象极其单薄: 她想做爱便是她恨不得扒着男人强来、追着男人跑，她爱这个男人便是百般自我物化成为塞壬（《苦月亮》的mimi如何极尽诱惑满足男主多样的性幻想，成为男主爱不释手的性侣），她若有性瘾便是一夜十郎宛如饕餮，人尽可夫却又无人能满足的无底洞（且看《女性瘾者》）。真正的女性视角不可能拍出盛男抓着同事要和他将就做爱的情节，在影片中这甚至差点儿引发了一次性暴力。导演用温和激荡的性爱化解了性暴力的危险，但这真的能让人感到安心吗？

不仅如此，片尾导演暗示的和解或许只是盛男的某种自我扭曲。对于盛男来说，父母对她没有爱，所以她离家，理解她的人尚未出现，所以她单身，她有战地记者的梦想，所以她做记者，出于基本的自尊需求，她一度放弃了传记的差事。一切合情合理，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自由、自尊、自重、保有个性和自我的人所做的选择，即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她显得愤世嫉俗了些，但那才是她不被规训的倔强和决绝。癌症和贫穷是她不得已妥协的理由，通过这趟旅途她接受了社会“教育”，获得重生，重新思考了生死、尊严、生命价值等等，可这“教育”未免显得太刻意和可疑了——毕竟每个人变狗，都有他的难言之隐嘛。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不应该用虚假的和谐来解决客观的矛盾。到底是盛男愤世嫉俗、蔑视关系招致自己的“悲惨”境地，还是值得尊敬的远不比值得怀疑的多？盛男的和解，还是导演的苟全？心境已然改变，又有什么真正得到解决了呢？

对《送我上青云》这部片子的期待值并不是很高，看过之后反而有意外的惊喜。

影片没有一味的堆砌符号，棺材和傻子的切入都很合理，台词打磨的也很好，金句频出，但是不矫情、不鸡汤，也不是一味的丧，而是把生活的真相缓缓摊开。这确实不只是一部女性电影，几个男性配角也很亮眼，用各种方式撕碎了知识分子的体面。

个人感觉姚晨在本片的演技比《找到你》更好一些，因为那部电影马伊琍的角色更抓眼球。这次《送我上青云》是姚晨的唯一女主，发挥空间更大，吵架戏、情欲戏、崩溃戏......不能说完美吧，但是少了以前那种一味的咄咄逼人，多了一些“无声的崩溃”。

影片的前20分钟，确实如影片的宣传所说，会让一些男性观众感觉“被冒犯”，因为这段时间基本上没出现什么正面男性角色，都是小混混、渣男、油腻中年男之类的，让人觉得导演有厌男症。

到了后面就还好，尤其是杨新鸣老师饰演的李父出来，虽然这个角色也有点“老不正经”，偶尔还“开一下老年车”，但是整体是比较偏正面的一个形象。

姚晨在影片中饰演一名中年高知女性，面临来自职场、情感、原生家庭、社会风气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癌症。

影片名“送我上青云”，片中已借刘光明之口告诉观众，这是出自《红楼梦》中薛宝钗的《临江仙·柳絮》。“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别人都以柳絮感叹人生苦短，薛宝钗则说柳絮可以借助风力，直上青云，意思是短暂的人生依然可以精彩。

这就对应了盛南的癌症，她虽然没有几年可活，但依旧可以选择精彩的人生。

因为袁弘与李九霄事饰演的两名男性配角，我也认为本片不只是一部女性电影。

袁弘饰演的刘光明是一个文艺中年男，他登场的时候，应该是符合女主盛南对优质男性的定义：有高等学历，有悲悯情怀，有远大视角，有深邃内涵。

但是这份表面光鲜很快被无情撕碎了，小县城不需要图书馆，乡镇企业家不尊重知识分子，当刘光明在宴会上背圆周率助兴，一个大男人依旧被人看做“神童”一样的饭后谈资，知识分子的尊严被彻底践踏。

刘光明是孤独的，长期得不到认同，找不到知己，所以养成了病态的性格习惯，甚至自杀都沦为了一场狼狈。

李九霄饰演的毛毳，则是刘光明的反面。他市侩、媚俗、巴结权贵，在两性关系上也属于“狩猎者”。

毛毳初登场就是一个渣男的形象，情欲戏也有和刘光明完全不同的表现。

面对盛南的疯狂求爱，刘光明的选择是跑，他害怕、懦弱，其实也可以理解。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下体正在流血，谁知道她是不是精神病？或者有性病？

出于懦弱、自私、自保的心态，刘光明的反应是跑。

毛毳不一样，他最初拒绝，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后面出于报复，他强行与盛南发生关系，那段对话的信息量也很足：

盛南：你不能强来啊，你这是强奸，我可以报警。

毛毳：凭什么你想上我就可以，我想上你就是强奸？

盛南：之前你不同意，我不是也放弃了么。

毛毳：你那是力气没我大，你要是力气大，早他妈把我压身下了。

逻辑严谨，无法反驳，关于“性行为的知情同意”，影片并没有偏颇的站在女性立场。

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很黑色幽默了。

毛毳这个渣男与盛男享受完性爱之后，他做了个梦，兴奋地想把这段梦分享给盛南，让两个人的关系升华一下，结果发现盛男正在用手指DIY。

当渣男开始谈感情的时候，女人只是想玩玩了，影片类似的笑点还有很多，多少消解了主题的沉重。

最后，为什么标题说姚晨终于找对了努力的方向？看看她前几年的作品吧，港片《控制》、奇幻片《捉妖记》、冒险片《九层妖塔》、鸡汤片《梦想合伙人》......没一个对的。

创作者都想拓宽领域，演员更希望自己一人千面，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有天分，不是所有男性导演都能拍出细腻的女性情感，也不是所有女性导演都能拍出让男人沸腾的商业大片。

姚晨，作为一名1979年出生，今年刚好40岁的中年女演员，最适合她的角色当然是中年女性。

所以从去年的《找到你》，到今年的《送我上青云》，姚晨终于找对了方向，久违的有了两部豆瓣评分过7的大银幕作品。

前不久的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海清、姚晨、梁静等人集体发声，呼吁影视界给予中年女演员更多机会。

在国外，梅丽尔·斯特里普、妮可·基德曼、伊莎贝尔·于佩尔这样的中老年女演员依然可以当主角，也有很多电影在讲述中老年人的生活故事。

在国内，我们的影视剧基本是小花小鲜肉们变着花样谈恋爱。

当然，权利从来不是施舍来的。没人愿意拍，姚晨就自己做监制，扶持新人女导演，片子上映后还亲自做宣发。虽然《送我上青云》的票房、排片依旧不乐观，但是中国女性电影人的道路显然被拓宽了。

而受益的又何止是中年女演员？梁冠华、杨新鸣、吴玉芳，这些老戏骨演技好、片酬少，露脸机会不多，能够给他们一个展现才华的舞台，而不是去某个烂片里打酱油，同样是功德一件了。

吴玉芳饰演的母亲有一句台词：“很久没有人夸我年轻了。”

其实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银幕上，我们都无视了这类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生活状态，似乎她们只是城市广场舞里的一个剪影，没有人关心她们怎么样。

留给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很少，留给老年女演员的机会就更少了（虽然吴玉芳老师还不算老），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有一部《桃姐》？或者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80多岁还能自导自演《骡子》？

市场没准备好，观众也没准备好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