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1983

以下是转载季海嘉的“似乎没有人提……安杰依·瓦伊达拍摄《丹东》这样一部电影有其现实意义，影片显然在暗示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由于严重的经济压力与尖锐的社会矛盾，1980年波兰政府推行通货膨胀的企图引起大规模罢工，由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公开反对派。时任总理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进行军管，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丹东》的拍摄日期基本在实施军管前夕到1982年底瓦文萨获释这个时间段，那时组织松散的团结工会虽也呈现出派系争端的趋势，但还没有很激烈，因此不难看出影片中“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在暗示“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

急还加，你确实是个懦夫，哈哈哈哈

一点毫无逻辑的不吐不快。作为一个同时喜欢这部电影和圣鞠的观众，观影体验真可谓精分。

波兰导演Andrzej Wajda在1983年拍过一部法革题材的电影《丹东》，讲述1794年4月前后丹东与救国委员会的冲突。电影原著是波兰戏剧作家Stanislawa Przybyszewska于1928年所著戏剧《The Danton Case》。罗伯斯庇尔是Przybyszewska笔下的悲剧主角，一个远见卓识却无能为力的卡珊德拉。在一般人看来，CSP与丹东开战，不过只是寻常派系倾轧。而在这位痛苦的哲学家眼中，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丹东的胜利将摧毁革命，而丹东的失败将摧毁革命的原则。他试图避免战争而不得，别无选择地以毁灭革命的方式拯救革命。多年以后，将剧本改编成电影时，有感于波兰时局的Wajda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Wajda并无意于表现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恰恰相反，电影展现的是丹东的悲剧——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强权的抗争与被毁灭。电影给与了丹东相当的同情——就连他的缺陷，他的陨落的幕后推手之一，也被表现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真性情。为了成全丹东的悲剧，原著作者笔下的悲剧主角罗伯斯庇尔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独裁政府概念的具体化面孔。

尽管文本和电影分裂，但主要角色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电影里的丹东，只是在原著基础上加上了时代的元素，镜头下的罗伯斯庇尔，忧郁与沉思中依旧留有Przybyszewska的刻痕，德穆兰依旧孩子气又执着，吕西儿勇敢而单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圣鞠斯特。

在《The Danton Case》中，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极为特殊。与罗伯斯庇尔而言，丹东是政治理念的冲突者，德穆兰是私人感情的冲突者，而圣鞠斯特，是一个可以毫无保留信任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不会与德穆兰探讨革命的前途，也不会向CSP其他人吐露他对丹东的感情变化，但他会在病中和圣鞠斯特谈论灵魂不灭与前线境况，会在与丹东和解未果后向年轻人倾诉他的愤怒与忧虑。这并不是说圣鞠斯特只是一个模糊的接听器，或者对话的宾语，他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他并不避免分歧，他与罗伯斯庇尔辩论，说服对方或者被说服。

有趣的是，Przybyszewska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之间存在着某种“爱”的情感，这是精神上的，不是情欲上的。Przybyszewska并无意刻意表现“爱”，但行文中仍可窥一二：CSP里的对话剑拔弩张，业已决裂的昔日旧友间冷淡刻薄，在说每句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措辞地时候，这两个朋友互相调侃，互相赞美，互相关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到了Wajda的镜头下，这个角色变化之丧心病狂，与角色本身的丧心病狂，都令人大跌眼镜。电影一开头，圣鞠斯特拿着一捧花冲进罗伯斯庇尔的卧室，挑拨丹东德穆兰与CSP的关系，唆使罗伯斯庇尔处死德穆兰。直到在丹东被送上法庭，圣鞠斯特都在坚持不懈且毫无动机地要求毁灭丹东派一众。丹东被处死后，圣鞠斯特兴致勃勃地来到病得神志不清的罗伯斯庇尔身边，建议他担任政府的独裁者。令人不解的是，圣鞠斯特的唆使对情节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罗伯斯庇尔最后决定逮捕丹东与圣鞠斯特并无明显关系），即使认为这个角色更多地作为某种象征——比如疯狂的国家意志——也不能自圆其说。关闭报社，逮捕记者，操纵审判，压制国民公会，都与圣鞠斯特无关，恰恰相反，圣鞠斯特在电影里表现出未开化野蛮人一般的粗鲁与暴力：例如当街撕碎指控委员会为独裁者的标语，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言时殴打议长，撕毁议长的文件，等等。此外，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互动，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暧昧色彩——也许这只是Wajda所理解的Przybyszewska所言的“爱”，也许Wajda试图用homosexuality暗示某种变态与邪恶。即使Homophobia可以归结为所谓时代局限性，但以如此角度刻画人物，显然不是高明之举。导演对圣鞠斯特的刻画，很难不归结于纯粹的恶意。

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和艺术的解读方式，即使真人真事，艺术加工也不为过。但不论艺术的目的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为共和国浴血奋战，为拯救革命与捍卫原则不惜去死的不满27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此不择手段的抹黑，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诠释。在技术角度上，《丹东》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电影对圣鞠斯特的刻画，称之败笔也不为过。

《丹东》的海报很酷，电影不怎么酷。一帮爱激动、头发乱糟糟的人吵吵嚷嚷，差不多如此。

《丹东》说的是，法国大革命中丹东被砍脑袋的事，说得有高度一些，是革命异化的事。

如果真有影片中那幕——小男孩在罗伯斯庇尔的床前背诵《人权宣言》，罗伯斯庇尔作何感想？是意识到自己所为已背离信条，还是笃定捍卫信条要有必要的恶？就像小男孩的妈，用打手心逼儿子牢记《人权宣言》。

电影里，丹东是温和理性的一方，他的一派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一派的恐怖政治。但丹东坚决反对用政变解决问题，他不想看到新暴力代替旧暴力。丹东相信舆论，相信国民公会公议，他、他的主张确实受到多数拥护，也确实令罗伯斯庇尔忌惮。

敌人有敌人的武器，首先，罗伯斯庇尔们有权把丹东们送上受控制的革命法庭；其次，炮制“丹东派阴谋”，用屡试不爽的恐惧，让声援丹东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沉默。

罗伯斯庇尔站在丹东对立面，电影中，似乎应该凶狠、残酷、狡猾，但比起住豪宅、有年轻女伴的丹东，生活自律的罗伯斯庇尔更符合世人对革命领袖的道德要求。罗伯斯庇尔要丹东的脑袋，有权争，更多还在二人理念渐行渐远。

丹东被推上断头台算求仁得仁，他是断头台的奠基者，也是革命法庭的奠基者。当国王的脑袋被砍掉，就没谁的脑袋不能砍了。断头台吞没了革命对象，稍后，轮到革命领袖。

革命、革新，抑或只是权斗，若无一条各方默守的红线，便往往加码再加码，走向异化，走向一地灰烬。北宋晚期，旧党范纯仁反对把新党成员贬谪到僻远烟瘴之地，担心自己这帮人有一天遭到更厉害的反噬。当然，他的远见没得到意气风发的同侪采纳。新旧党争已不纯粹是谁更能让大宋好。北宋以靖康之耻告终。

一地鸡毛中，法国大革命迎来新皇帝。欧陆革命紧接美洲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里不乏北美独立战争的英雄，两场革命的走向却大相径庭。那位两场革命两次站上人生巅峰的拉法耶特，他的理性辉映费城制宪会议诸公的身影，大革命狂飙中，他的理性却不合时宜，他很快从弄潮儿成了明日黄花。法兰西要在共和与帝制间摇摆很多年。

在新大陆，新秩序较为顺利地建立，稳固、有生命力。尽管先天条件不同——王政倾覆后，法兰西出现难以填补的权力中枢空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原没有权力中心，但两个convention，749名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议员始终缺乏55位费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代表的雅量。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不仅得享天年，更留下泽披今日的政治遗产。再回眸叱咤国民公会一时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他们愤怒的表情、激越的演讲、挥舞的手臂，越是起劲，拿破仑登基就越近一步。

君子政治，看似迂腐，实是博弈各方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