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1966

《雏菊》Daisies，1966. 捷克斯洛伐克

导演：维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1929-2014，捷克电影导演）

现在，是时候来深入研究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Czechoslovak New Wave）电影中的瑰宝了，这些先锋艺术与杨·涅梅茨（Jan Němec，1936-2016）、杨·史云梅耶（Jan Švankmager，1934）等本土导演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政治解冻期间，许多流媒体平台都有专门针对这一运动的主题放映。这些电影体现了著名的布拉格电影学院（FAMU）的创新前卫精神。有一则不确信的轶事称，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85，美国电影导演）曾说过，除了FAMU，没人能够教授导演专业。

没有哪部电影能像维拉·希蒂洛娃的电影万花筒一样，体现出这场运动大胆的实验精神，它通常是通过肢体行为来上演。两名年轻女子假扮成顺从的女学生，引诱男人带她们出去吃饭。随着她们随后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滑稽表演、过度的暴饮暴食和破坏派对的行为，她们把社会上对于女性的狭隘观念建构称为一场闹剧。看这部电影，不仅要看两位主演（出自非专业演员）的出色表演，还要看埃斯特尔·克伦巴赫乔娃（Ester Krumbachová，1923-96，捷克编剧和服装设计师）的奇装异服和雅罗斯拉夫·库切拉（Jaroslav Kucera，1929-91，捷克电影摄影师）的创新摄影，包括跳跃剪辑、突然变化的色彩，以及对于实验动画的插入。

也许这是“新浪潮”中最无政府主义的一幕，维拉·希蒂洛娃的荒诞主义闹剧讲述了两个鲁莽的年轻女人的不幸遭遇。她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宠坏了”的，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恶作剧，其中没有任何东西、食物、衣服、男人和战争受到重视。《雏菊绽放》是一部具有政治美学和冒险精神的电影，被广泛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的伟大作品之一。

《雏菊》（1966）剧照。

“我想成为拥有蛋糕最多的女孩。”——考特尼.洛夫 “人只有从思想中获得快感，才算成为真正的人。”——维拉·希蒂洛娃

三十年前，美国另类摇滚歌手考特尼·洛夫（Courtney Love，1964）的音乐将女性的最高欲望与抛掷头饰时的狂怒融合在一起；而在更早先的时候，维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1929-2014，捷克新浪潮导演）的《雏菊》（Daisies，1966）便已在银幕上塞满了极尽丰盈的糕点、馅饼和奶油泡芙—— 所有的食物都被她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们疯狂地吞噬，一口接一口地撕咬。两个喜欢穿着相配的小猫高跟鞋将乏味生活变得混乱的年轻姑娘，一位名叫玛丽的金发女子头戴花冠，另一位黑发女子也叫玛丽（两个主角都叫玛丽，分别由伊特卡·采尔霍娃和伊万娜·卡尔班诺娃饰演）。女孩们在电影中面无表情地诉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糟，”从故事的进程上展望，她们将会面临许多糟糕的事情，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寻找到尽可能多的方式来放纵自我。

这位捷克电影人的处女作作为新浪潮（New Wave）的杰作以及极具女性魅力的感官盛宴，同时，也是一部罕见的既包含政治寓意又拥有戏谑感的女权主义电影。黑发女子在热气腾腾的牛奶浴中对金发女子说：“你没有在这里登记，不用工作，没有证据能证明你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雏菊》试图证明了她们具有某种力量，她们少女般的滑稽动作是可以破坏官僚主义和父权秩序的。

《雏菊》（1966）剧照。

开场的黑白字幕为影片奠定了基调，尽情地使用了库里肖夫效应（Kuleshov effect，指苏联导演库里肖夫发现的关于蒙太奇的一种理论 —— 由此看到了蒙太奇构成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心理基础，他认为造成电影情绪反应的并不是单个镜头的内容，而是几个画面之间的并列）来彰显出一种男性主义的基调和严肃感。屏幕上旋转的铁齿轮切换到了空中轰炸的纪录片镜头；与这种带有节奏感的军国主义风格截然不同的是，下一个场景便是片名“雏菊”，以及两个女孩如玩偶般地坐在野餐毯子上，她们倚靠在木栅栏上。女孩们穿着无肩带的比基尼，双腿伸直成僵硬的V字形，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暗示电影即将上映。“我连这个都做不到，”扎着辫子的玛丽哀叹道，她吹响号角，让她的伙伴和观者都能有所注意。过了片刻她又说：“我们无能为力，”这句话也是贯穿全片的另一种重复，其强化了她们对自我缺乏能动性的虚无主义意识。

《雏菊》（1966）剧照。

尽管《雏菊》在整体观感上总是故意呈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姿态，但两位女主角们非常乐于将礼仪及传统的女性美德从“神圣的货架上敲打”下来。“你在做什么？”当其中一位双膝并拢时，另一位玛丽问道。“我是一个处女，我看起来像个处女吧，不是吗？”她回答说。此刻，两人面对面，背景中响起了鼓声，当一个人拍打着另一个人，画面逐渐从黑白变成了花丛中的彩色场景。

《雏菊》的镜头不断地在田园风光、城市通道和公共公寓的装饰内饰之间来回穿梭，陶醉其中的恶作剧者们尽情狂欢，把布拉格及其周边的乡村变成了一个荒诞的游乐场—— 一路上哄骗无知的老男人来买单。在一个场景中看似毫无歉意地懒散，在下一个场景中却转变成了四处游荡的活力：玛丽们在玉米地、火车隧道和码头上游逛，把Punch和Judy夜总会的摊位变成了属于她们自己的裸露狂剧场。

《雏菊》（1966）剧照。

食物，才是女孩们的最终目标，而男性的认可或关于异性恋的前景则对她们毫无诱惑，她们有时会公然嘲讽男性的性魅力。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当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男子在电话里喃喃低语着情话时，玛丽们正大口大口地吃着香肠，叉着腌黄瓜，并把香蕉从皮上扯下来直接塞进嘴里。随着歌剧音乐在背景中响起，她们热情地切割、吞咽象征性的食物，仿佛正在蚕食着电话另一头的男人。“现在我知道什么是爱了……”男子谄媚地说，而坐在一旁他所谓的爱人却回答道，“还要再来一块肉吗？“，并用叉子戳了戳她女性朋友的肚子。

《雏菊》摒弃了线性叙事和社会现实主义，颠覆了苏联时代电影制作的陈旧观念，就像它轻率地颠覆了一部关于傻笑少女的电影是不可能具有严肃性的观念一样。不管希蒂洛娃声称《雏菊》是一部“道德寓言”，这部电影在今天之所以还能如此引人入胜的部分原因是，它的无政府主义女士们几乎都侥幸逃脱了一切惩罚。“让我们准备一场宴会吧！”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再次说道，在影片的最高潮之时，她们偶然发现了酒店宴会厅里的奢华筵席。这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一场食物大战，直到戏剧的结尾，没有一盏吊灯、窗帘或桌布能够幸免。“这有关系吗？”其中一人举起一只破碎的杯子问向另一个。“不，没关系，”对方一如既往地回答道。

她们将自己在表演上的乏味与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缺乏实质内容等同起来，玛丽们把妇女和女孩曾经扮演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用欣喜若狂的方式展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仍然是有限的展示）。她们在最后一幕肩并肩地宣布：“我们真的很开心！” 《雏菊》对过度放纵和不守规则的享乐进行了无尽的歌颂，人们铭记住它的原因与其说是这部电影曾经受到过捷克政府的严厉审查，倒不如说是它预见了当今女权主义话语中超女性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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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维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是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电影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东欧最前卫女导演”、“捷克电影第一夫人”之称。我个人并不喜欢大家在女性导演的身份前加上“女”字，因为你不会在男性导演前面加上“男”字。所以，我单纯地认为，她是一位非常前卫，非常风格化的导演，我非常喜欢她的作品。

《雏菊》，这部1966年的作品，时隔55年，放在今天来看，依然是我心中前卫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前卫之处，首先很直观的体现在它给你的视听冲击。开片用了近2分钟的时间，运用重复蒙太奇，在紧张的像战鼓一样的音乐中，交叉展现战争中炮弹对世界的摧毁画面。你会想这是一部战争电影吗？然后画面突然转到两个女孩的对话，她们认为这世界没有人理解她们，世界的一切已经堕落，于是她们也决定开始堕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她们或跟不同的老男人约会、或去歌舞厅捣蛋、或者去偷吃破坏丰盛的食物。

我是一个很喜欢通过不同的色调去展现影片氛围的人。在这部作品中，你能看到几乎所有的色彩被呈现在影片中，一会是黑白、一会是红色、一会是琥珀色，有时在一个场景中，每个画面切换不同的颜色，有时在一个镜头里转换不同的颜色，我想说，这也太厉害了，我爱死了。每次我在我的作品中想要这么去展现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然后再看到这些表现手法，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有人这么做了的时候，我都自惭形秽。

这部作品的人物表演是刻意的，做作的，但是这个刻意和做作是恰到好处的。她们有时穿着漂亮的裙子，有时穿着像太空人的报纸做的衣服，有时穿着比基尼，她们有时会吵架，有时会沉思，有时欢笑，有时做一些很怪异的行为，用剪刀剪鸡蛋，在家里放火烧东西，看着她们，仿佛离开了地球，去到另一个星球。

影片在两个女孩看似「堕落」的故事内核下，将战争元素的画面插入其中。除了开片的两分钟，结尾也以一个俯拍的长镜头下战争带来的破败景象结束，甚至在黑屏之后，炮声依然震耳欲聋，敲击着心脏。战争一前一尾， 将这两个女孩的故事包裹，就像战争包裹着人们的生活。影片的结尾出现一条字幕「谨以此片献给精神生活一片混乱的人」。在经历战争与战后重建的时代背景下，「一片混乱」就是人们的生活写照吧。而这也许就是导演想表达的。在纪录片《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新浪潮电影二十五面体》采访中，导演说「我们知道电影应该表达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对这句话，我想各人都有各人的理解。

歌是《继续堕落》

歌词如下：

一起墮落囉!

加把勁吧 妳說 妳說 往前衝吧 妳說 妳說 沒有問題 妳說 妳說 沒有藉口 妳說 妳說 勇敢追求 妳說 妳說 愛情是幸福 妳說 忘了從前 妳說 妳說 邁向未來 妳說 妳說

妳是妳 我是我 沒有對 沒有錯 白天夜晚 各有一半的天空 繼續墮落

忘不掉吧 我說 我說 揮不去吧 我說 我說 沒有絕對 我說 我說 沒有永遠 我說 我說 拒絕承受 我說 我說 愛情是痛苦 我說 討厭從前 我說 我說 害怕未來 我說 我說

妳是妳 我是我 沒有對 沒有錯 白天夜晚 各有一半的天空 繼續墮落

中場休息!!!

我 我 我 我

ㄞˋ ㄞˋ ㄞˋ ㄞˋ

妳 妳 妳 妳

多麼輕易就說出口 怎麼知道不是胡說 愛情那只是傳說 算了過去 不用再說 算了未來 不用再說

妳是妳 我是我 沒有對 沒有錯 白天夜晚 各有一半的天空 愛與被愛 通通都不屬於我

繼續墮落

快完啦!!!!!!!

ㄠ ((((((((( THE END

重复旋转的涡轮，漫无目的的飞机，一团迷糊的炮火，尖锐而规律的号角。横亘欧洲的铁幕在前，一切工业符号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出现，炮弹在号角声中飞驰，燃烧，坠落，流弹入海。

画面一转，我们看见两位少女正坐在海边的沙滩上。

她们没有色彩，没有动作，每一个姿势都伴随着微妙的吱呀声，让人联想到捷克的木偶传统。她们就麻木而天真地坐在那里。玛丽二号吹响了一声号角，说，ani na mi to jde（我才不在乎）,玛丽一号接话，tak co nám jde（我们能做些什么），玛丽二号放下号角，nic nám nejde（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一闪而过的高楼崩塌，玛丽一号戴上花环，玛丽二号遗忘了号角。在彼此商量“要成为坏女人”之后，以玛丽二号给玛丽一号的一巴掌为转场，她们来到了有果子、有色彩的伊甸园，随之无姿态地如孩童一般起舞，玛丽二号咬了一口果子，第三个场景出现在她们的公寓里。

公寓

电影伊始再不能让人想得更多了。彼时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冷战及不信任带来的军备竞赛，工业大社会生产之下异化的个人，斯大林主义背后操纵的集体思想。然而作者并未偏颇任何主义，而是站在人的境况当中谛观一切，且不予以意见。

置身在微尘与宏大的反复之间（具体表现为毫无预备的转场画面），纵然Věra Chytilová有意运用feminism的目光，但更多的依旧是普世情感。Věra本人也在采访中反复表示，她觉得自己不像女权主义者，在她的电影中寻找女权主义信息是最浅薄的解读方式。

回到最初，汲汲营营的涡轮像一盘吸尘机，毫不留情地抽离我们所谓的一切自我，使我们成为每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甚至生活也要伴随着号角进行。可总有一天我们会想，如此这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在高楼坠毁之前，我们显然不能够知道答案，因为一切对玛丽而言都是虚无的，直到大厦倾覆，危机才有迹可循。

终于，脱节的人变成了具体的人（要变得越来越坏），玛丽们忽然有了大胆放纵的力量（因欲念，从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到偷吃果子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更加自然快乐了，这时世界方有色彩，即便从伊甸园坠落到公寓（人间）。这是玛丽（女人们）欲念的具象化。不变的是依旧没有人理解她们，如同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彼此一样。

如此这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

但是玛丽一号和玛丽二号不工作，所以她们想方设法获取食物。

玛丽二号频频和年长的男人约会，她戴着玛丽一号为她挑的丝巾，掩饰活泼的天性，装作恬静温柔的样子与男人谈话，而后玛丽一号现身，称她是玛丽二号的姐姐，肆无忌惮地点单，借此机会不顾形象地大吃大喝，而后再一齐送男人去火车站，扬长而去，进行下一个轮回。

她们服装一黑一白，长相成熟的玛丽一号戴着花环，一席白裙，长相幼态的玛丽二号环绕丝巾，一身黑裙，在此后的故事当中，她们频繁变换服饰，但只有花环和丝巾贯穿始终。就服装、长相而言，玛丽一号和玛丽二号显然是男人印象的一体两面，制作者将其进行了错位倒置，加剧了电影的荒诞感。

由于男女关系的故事浮现，人们往往倾向于联系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处境，不过这似乎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并恰恰也是Věra所嘲弄的符号标签，是她电影最表层的部分。她以此为武器，嘲弄了观看她电影并试图从刻板印象出发的所有解释。尽管暗示着女性的自主思想，电影提出女性应该离开家庭和社会角色的约制，寻找自身在父权社会被弱化的独立意志，但玛丽们作为想象中的女性角色，她们的伊甸园中并无亚当，因此不存在作为男人肋骨而被创建出来的前提，故而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男人。尽管用着男人的钱财贪飨不已，但这只是出于世俗的交易——男人欲念的具象化。比起划分阵营，Věra把男女双方的印象都极致标签化，那些故事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不真实，仿佛流动的话语和口号，她要针对的只有那个掌握话语权的人选。

玛丽一号也进行了约会。这次是在一个收集蝴蝶标本的男人公寓。他一再向她表白，她以蝴蝶标本为挟，反复脱离掌控，只问身边有没有食物。蝴蝶标本、报纸上漂亮女性的图片拼贴皆暗含男性对女性的情欲，女性应符合男性所渴望的模样，即纯洁的样貌、处女、服从男性、漂亮的身材等。嗓音高亢，举止幼稚，是男人们生活中“期待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两个女人的故意行为。

而伊甸园的禁果、花等除了具象化为贪食之外，亦隐喻着女性对自我情欲的追求。同样的，玛丽二号在与老男人约会之时，老男人虽克制，但也在进食，男女的欲望本质上是一致的，饮食男女，贪食色相。玛丽一号用蝴蝶标本遮掩三点，男人低声求她取走，正暗合这一点。而这一幕的精彩之处则在于模糊结局的后续，玛丽一号与玛丽二号继续玩乐，听着打来电话男人所说的情话，把挂在墙上的纸带和香肠烧掉，一一剪掉烤好的香肠、鸡蛋（男人的情欲象征）——她们都对男人没有欲望。也许她们是爱着对方的。

一同泡澡

后来，玛丽一号和玛丽二号准备泡澡，“这就是我不明白的，为什么会有人说我爱你，你明白吗？”“为什么你会这么说而不是用鸡蛋来替代呢？”，她们将鸡蛋打碎，在浴缸里倒满牛奶，把报纸上剪下的男人纸像压入牛奶当中，玛丽一号看着沉下去的男人纸像，“就像是，有人不在了。”“你的意思是死了吗？”，她们一边泡澡一边进食，同时对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进行哲学思考。“是的，拿你举例。”“我？他更喜欢你。”“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想象一下，这不是我们。这太愚蠢了。”“谁告诉你这是我们？谁告诉你，你真的存在呢？”“你。”“是的，这是真的。”

再后来她们去了乡下，农民没有注意到玛丽一号和玛丽二号，一群骑自行车的工人从她们身边同样不在意地经过，玛丽一号和玛丽二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消失了。不过她们去偷玉米并且捣乱至一地鸡毛时，她们又确信了自己的存在。回到公寓，她们用被子卷起对方，用剪刀把彼此剪开，同时窃窃私语，“真高兴我们回家了。”“去死，去死，去死。”“你在燃烧，我在燃烧，我们在燃烧。”“你觉得过得如何？”“不要这样对待我，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缺乏任何证据。”“我们不要走更多的路了，好吗？”，从而成就电影的另一幕波普平面主义高潮。

似有若无的话语逻辑，分解的肢体与纸片，极具视觉与话语的冲击。作为讨论的命题，欲念和虚无都被明显地提了出来。“爱（欲）”与“鸡蛋”的价值观冲突，“存在”与“虚无”的证明方法，最后，用棉被包裹自己，用剪刀撕碎彼此。为什么要说我爱你而不是用鸡蛋来替代呢？他们只想消费她们罢了。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无一不愚嘲着表面之下虚伪，被滥用的自由话语，以及这个撒谎的世界。用天真的破坏欲来击穿现实的逻辑话语，她们此刻犹如化身战争，坦克碾碎引以为豪的人文主义，原子弹炸沉那些公共道德，不计其数的尸体走路，说话，只有玫瑰会唱歌，但艳丽的玫瑰本真也是刺。她们打碎鸡蛋进行沐浴，喝浴缸里的牛奶，超出美味享受的范围亦或者说是生理需求的界限（尤在下一幕体现最甚），食物成为堕落本源的象征，是七宗罪之一，是对权力与话语的渴望，是人心虚无的体现。

在世俗的伊甸园故事当中，禁果是情欲的体现，爱是存在的证明，她们就深情而严肃地说，“你知道我爱你”，与前文“谁告诉你这是我们？谁告诉你，你真的存在呢？”“你。”“是的，这是真的。”相印证，很难不去猜测，这是为了对抗虚无而说出的借口，因前方农民与工人的漠视，她们除了撒落一地玉米穗，用客观世界反证自身之外，只能与同一维度的玛丽相爱（没有人关心她们，爱她们，证明其存在），又或许这是一对不为世俗所容的同性恋，在父权异性恋的世界里挣扎，无论如何，“我们不要走更多的路了，好吗？”，已然预示了一个终点，随后她们把彼此剪碎，在存在与虚无中来回翻覆，Věra使用了大量彩色滤镜、波普手法、蒙太奇手段，不乏让吕克戈达尔的痕迹，但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在与她们共舞。被撕碎的不仅是自我，也是一切，国家，社会，被重新缝补的也是这些，极尽绚烂当中我们看见的却只有虚无，两个少女仿佛伊甸园之果喂养而出的恶之花，在思想和行动上，恶劣地破坏一切看得见的规则游戏，既包括她们自己和故事逻辑，也包括观影者的思维。

她们没有走更多的路了，玛丽一号和玛丽二号乘坐机器来到一个奢华的大厅，当中有一大桌丰盛的食物，或许是某场共产主义领导高层行将举行的聚会。她们用手尝着不同的食物，不停更换座位以便得到美食，贪食在这一部分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不仅如此，她们脱光衣服，无意识地肆意挥霍食物，用高跟鞋踩踏佳肴，踢飞盘子，将蛋糕当做雪球扔来扔去，镜面视觉效果一度呈现出万花筒的形态。

当她们爬上吊灯荡秋千之时，两人掉入河中，接着电影出现了恍如审判者的字幕：这是她们唯一的结束方式，有任何方式可以拯救这些恶毒的行为吗，玛丽们回答我们快淹死了，我们在呼救，因为我们完全堕落了，我们再也不想堕落了，于是审判者说，我们会给她们第二次机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玛丽们穿着用废弃报纸做成的衣服将餐桌收拾干净。她们回到餐厅。把打破的碎片放在桌子上，把食物倒回盘子里，说着我们要善良，我们要勤奋，那么，一切都会干净而美丽。清理完成之后，她们躺在桌子中央，说着我们很高兴。玛丽二号让玛丽一号重复这句话，玛丽一号问我们是否在伪装。玛丽二号说我们不是，随即吊灯落在了她们身上，电影切换到战争镜头，上面出现电影声明：“献给那些精神生活一片混乱的人”。

这是无聊的、不被世界理解、和世界一起变坏的玛丽们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她们果然没有克制自己的欲念，尽情享用着大厅里的一切，秉持着谁发现谁掌握谁进食的原则，与那些滥用霸权的人们不同的是，她们不加以遮掩，甚至破坏到底，娱乐到底。贪食症在现代社会被看作精神病征之一，在玛丽们疯狂不加节制进食的背后，反映的恰恰是精神世界的崩溃，她们的行径看似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滑稽可笑，但各种过火行为映射出内心的虚无；面对现实世界的混沌，这些荒诞大概是她们消除不安的镇静剂。自电影起始，她们几次回归伊甸园，再下沉到人间，而在这一幕过后落进水里。

伊甸园和水域总是交叉出现，从Věra的天主教家庭背景出发，我们不妨把这几次伊甸园看作地狱抑或天堂的层级，把水域理解为灭世纪的洪水，经历一次次欲念“罪责”之后，被“上帝”问罪，因此玛丽们不断坠落，直至虚无主义的水域（内心的道德底层），她们才开始求饶和反思。这也暗合甚至反讽了捷克民族形象，“Pábitelé”式的言行举止，这种天真的、甚至是愚蠢的幻想似乎又是一种高超的生存技巧。正是这样一种生存姿态使得捷克民族得以在血雨腥风的历史变迁中生存下来。

因此，似乎很难去判定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坏的，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无所不在的悖论。

她们穿着废弃报纸拼接包裹的衣服回来打扫，正如玛丽们曾遇见的清洁工一样，与此前不同的是，如今她们沾满了标签，口号和他人的话语，不再是发誓所成为的自由的坏女人了，她们的愿望（欲念）只有好好工作，然后幸福。我们可以看到，大厅里狼藉的场景渐渐干净而整洁起来，但破碎的盘子仍然无法复原，掉在地上的食物再也没办法进食，脏污的窗帘依旧脏污，被战争破坏的家园亦复如是，Věra用物质构建的客观世界映射人们战后创伤的心灵还是那么空虚无措，像是用生命做出的一场达达主义实验，尽管玛丽们没有溺毙在道德的彼岸，吊灯还是击中了彼时凌驾于社会体制之上的她们，被世俗规范驯化的，最终也将为世俗规范所摧毁。玛丽们仅仅只代表女性吗？仅仅只代表个人吗？我看不尽然。

任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部满是噱头的电影——以“浪费食物罪”在捷克遭禁仅一年旋即解除，捷克新浪潮杰出代表；被法国左岸派嗤之以鼻，戈达尔评价其“无政治意义，动画般幼稚”；更扣有林林总总的诸多帽子，达达，超现实，政府虚无云云。

遑论影片本身，同样也很有趣。该片上映于1966年，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不消说模特出身的导演展示出不俗的品味，夸张的妆容前卫的服饰，精致的布景与装置艺术；不消说个人风格极强的镜头语言，构图与取景，目不暇接的跳接、蒙太奇和或单色或撞色的滤镜，偶若神来之笔的长镜头；亦不消说俯拾即是的隐喻，包罗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女权，乃至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两性暗示——单说说这故事，仅凭两个滑稽颓废的娃娃便能轻而易举地吸引你的眼球，让你作为参与者陪着她们懒散游荡，陪着她们肆意捣鬼——而后又能作为旁观者，站在道德审判的高度上，看她们自食恶果，祈求你的宽恕与谅解。

她们叫玛利亚，带上花环就要做圣女，却偏又行为乖张——无聊到见旁人堕落，便也自己跑去摘下善恶果，“我们去堕落吧！”

她们摘掉花环扔进水里，抛掉社会的刻板印象，大吵大闹，大哭大笑。

她们大闹夜总会，戏弄侍者，叨扰邻桌的客人。她们一唱一和地戏耍男性，并不在意别人是真情或是假意。戏耍得又如此敷衍，总是这么两个桥段——一顿大餐和一场道别。抽烟和性解放，这些刻意的行为展示，似乎与女权主义的发展历史巧妙的融合了——历史上的女权者们不也曾刻意用这些来宣示自己也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利？

金发玛利亚也犹疑过，在床上重新铺上草坪，摆好花环和青苹果，布置成伊甸园模样——我们似乎也不能责怪她——跳出了舒适区域，众人的白眼让她疲惫不堪。

从急速行驶火车上看向后方的铁轨 奇妙的光影效果，如水晶折射出七彩光芒

生活的热闹永远只是一时的，在第五次火车站的挥手告别后，她们决定改变，要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她们泡在浴缸里的对话很有意思。怀疑食物，怀疑一个鸡蛋的名称——“为什么要叫做鸡蛋而不是别的什么呢？” 怀疑爱情——“为什么要有爱情？”“为什么人们会说我爱你“ 怀疑自我——“谁来告诉你，这是我们？”“谁来告诉你，你真的存在呢？”“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这三个问题，由词语本身、与其他词语的联系，再延异到真实的本质，每一个概念指向另一个概念，籍此取得定义以至无穷无尽，解构主义的发问逐步深入，层层堆栈。

不断认识自我，彻底打破然后重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她们挥舞着剪刀把对方剪得支离破碎——最后只剩下两颗头带着狡黠的笑容，在空中互相碰撞着。“你烦恼吗？”“我一点也不烦恼。”这是化用了达达主义诗人Tristan Tzara的经典案例，把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字词分别剪下来，随机排列分行即成诗——一首独属于你自己的诗。这更体现了解构主义天生叛逆的品格：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本身，反对僵硬封闭的总体体系，反抗传统权威的压制。

不破不立，她们的女性意识真正的觉醒也是由此开始。

于是便有了更加肆无忌惮的破坏——她们偷偷跑去华丽的筵席，大肆饮酒，大快朵颐，穿着高跟鞋爬上餐桌，踩着食物跳舞，爬到水晶灯上荡秋千似的荡啊荡着。

这样超前的女权主义，岂能被世俗容忍——上一秒还在水晶灯上逍遥，下一秒就被抛入了水中。在水中挣扎着，看着岸上的人伸到自己手边却不肯让她们握住的木棍，她们屈服了，恳请世人宽恕她们。

她们裹着一身报纸——就像是被主流思想所束缚着，去清扫杯盘狼藉的大厅，“快乐、勤奋又听话地工作着”。然而她们又能做到如何？真能如她们所言，“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重归井然有序”？破碎的盘子再怎样也无法重新拼凑起来，男权社会的光鲜表象已被撕了个烂碎，再怎么修复也只能剩下百孔千疮。

竭尽全力地补救后，她们并排躺在桌子上，反复地说着：“我们很快乐”“真的很快乐”，我却不知道这话是在对谁说，是自己，还是审判者？

试图讨好男权社会，试图麻痹自己思想的她们却又盯着吊灯迷茫了。

“这些都不重要。”她们如是说。

真的不重要吗？是自我麻痹，自我嘲弄，还是自我意识的崩塌？

她们最终是被什么摧毁的？是轰然坠下的巨大的水晶吊灯，还是男权社会的思想压迫呢？

可她们再也没有发声的机会了。

原来这个荒诞无稽的喜剧，包裹着一个这样悲伤的故事：两个女孩女权意识觉醒，试图与这个世界抗争，却又人单力薄，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由衷地赞扬捷克政府当初的明智：计划经济不能带来期望的丰收，观众在看到两个无耻的美女挥霍无度后，又怎能不想起他们的辘辘饥肠？“浪费粮食”是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但那些危险的隐喻是永远无法摆到台面上来的——这只会助长反抗思想的传播。政府不愿看到滋生出更多的不满。

【后记】

起初只是觉得这部电影有趣亦有内核，反反复复地，一点一点地分析，愈发地着迷于那些隐喻。也怕自己或有分析不到，或有过度解读的地方，但是误读总归还是要比人云亦云强吧？

成文不足两千，却也是下了点功夫的。研究镜头语言，哲学，宗教，艺术（自知对文中提到的学派观点认识也许并不正确）不提，就连一闪而过的蝴蝶蒙太奇，也让我增长了些有关蝴蝶的品类与生活习性的知识。

女权与解构，这样两个大题目，让我写时诚惶诚恐、如芒在背，倘若丢开不写又坐立难安、如鲠在喉。我平素怠懒，宁插科打诨也不愿严肃讨论些什么，即便这样，我也会有想要发声的冲动。在运动员进行曲的旋律中（片中插曲），在昂扬激荡的情绪中，在表达欲和畏惧心的碰撞中，我文思如尿崩地写完此文，真是畅快极了。

希望籍此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两个颓废娃娃——我心目中真正的圣女。一千个人眼中便有一千对双胞胎玛利亚，但愿你的女孩儿们比我的更好些。

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