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雨

看死君：眼看着2020年的进度条已经用完1/4，整个华语影坛却依然处于彻底停摆状态。同比去年这个时候，春节档《流浪地球》已成爆款，《过春天》和《地久天长》前后上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定档清明；后来，这些电影也都成了不少影迷心目中的2019年度十佳。

《流浪地球》《过春天》《地久天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同样是诞生于2019年的华语片，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它也顺势成了影迷们近期热议的话题。

2019《热带雨》

继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囊获金马奖最佳影片后，陈哲艺潜心蛰伏了六年，才终于不动声色地孕育出他的第二部电影长片《热带雨》。难得的是，依然不失水准，甚至比前作更为成熟有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金马奖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陈哲艺导演

影片《热带雨》的故事发生在导演的家乡新加坡。正值雨季的新加坡，几乎每天都会有大雨倾盆的时刻；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季节，身为中学国文老师的女主人公，生活上也在经历着大大小小的几场“雨水”的冲刷。

与丈夫的关系因为久久不得子而愈发疏冷、每天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学生对国文课的不屑一顾，以及她跟一位男学生的暧昧关系……所有这些，陪同雨季的到来，让女主人公的心里也随之越发潮湿。

有人将《热带雨》定义为“师生恋电影”，自然也情有可原。即便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部电影所呈现的议题远远不止师生恋这么简单；但纵观影史，那些真正经典的所谓“师生恋电影”，也绝对不是仅以此为噱头，比如《钢琴教师》《丑闻笔记》《白色婚礼》《教室别恋》等等。

《钢琴教师》《丑闻笔记》《白色婚礼》《教室别恋》

而在陈哲艺导演心目中，《热带雨》这部电影更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是非要拍一个师生恋，因为这个话题太耸动”；这一切，都是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最终牵引出这样一段情愫，他唯有“跟随人物”去往那里。

独家专访《热带雨》导演陈哲艺

采 访 | 看 死 君

看死君：导演好，您曾凭借《爸妈不在家》获得戛纳金摄影机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等殊荣，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而《热带雨》作为您的第二部长片，在创作心态和创作条件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陈哲艺：其实没有，我觉得对自己还是有同样一个要求，如果心态真有改变的话，我可能不会等那么久才拍另外一部。

2013《爸妈不在家》

其实《热带雨》这部电影的筹备，我光剧本就写了三年，比我写《爸妈不在家》要更久。当初《爸妈不在家》写了两年，而这个写了三年。然后就是找演员，找景，筹备，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你想，跟前一部相隔了六年。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得奖，然后有了什么包袱，反而是我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要求。而我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我是不是能对得起电影中的人物，电影中的故事。

《爸妈不在家》片场照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你知道，电影这个东西它会永远缠着你的。你在拍完电影之后，它不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它会永远被收录在DVD、电视机或者网络平台上，甚至你坐飞机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看到。

因此，我在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必须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行。等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回想起来，依然相信当年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有做到最好的。

看死君：国内观众对《热带雨》的反响非常好，这在您自己的预期之内吗？

陈哲艺：完全没有，完全是预期之外。我们这部电影是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在站台单元竞赛；然后去了温哥华电影节；而第三站是在伦敦电影节展开欧洲首映。但这些都是西方国家，面向的都是西方观众。

直到平遥电影节的亚洲首映，才终于真正面对纯华语观众；他也不是说日本观众、韩国观众，就是纯华语观众。我那个时候非常期待也非常担心，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反响。

这种感觉就跟我之前拍《爸妈不在家》一样，我会担心，它是不是一个非常新加坡的故事，然后国外的华人是不是会有一种同样的共鸣或情感，他们会看得懂我的电影吗？

而且《热带雨》这部电影，其实我自己觉得比我之前的作品要沉稳、成熟很多；但也比之前有更多留白，更多潜台词。所以我很担心，观众会不会看得懂。

我发现现在国内很多电影，都已经完全没有留白了，完全是直白到底。我就在想，现在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养到完全不会动脑筋了，根本不愿意去思考。

看死君：您为什么会选择“师生恋”这样一个主题呢？

陈哲艺：我觉得师生恋是其次，一开始最让我着迷的是女主角阿玲这个角色。我想要写的是，一个快到40岁的遭遇中年危机的这样一个女人。不管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事业上，她都似乎遇到一种瓶颈。她要怎么去重新定义自己，怎么去重新找回自己，怎么继续走往下的路。

我其实是因为对这样一个人非常着迷，而不是说我要写一个师生恋的故事。我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去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跟着她走，然后她带我去那里。

你看阿玲这个角色，她白天教课、辅导、改作业，傍晚回家做饭、照顾老人，然后又要改作业。同时，她还在做一些受孕的医疗，需要打针、吃药、复诊。这个人几乎是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的。她不像我们很多人，周末会去看电影、会去约会。

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生命已经有那么多的创伤、失落和寂寞；她如果需要温暖，需要有人给他一些关怀，这个人会在哪里出现。他不可能在家里出现，除非是一个鬼魂。

所以他必须是在学校，那只有两个可能性嘛。一是同事，是另外一个老师；二就是一个学生。所以这并不是说，我就是非要拍一个师生恋，因为这个话题太耸动。

我是跟随人物带着我走，然后看她会带我去哪里。但我又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并不是纯师生恋，甚至完全不是纯爱情。只是两个寂寥的人，在那个时候都非常需要关怀和温暖。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种温度，一种陪伴。

她一直都想要一个小孩，而学生伟伦是不是他想要照顾的小孩呢？或者说，因为她的老公是跟她完全疏离的，常常都是见不到人，那么伟伦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品呢？

至于伟伦，由于父母长期在国外，对他而言，老师阿玲到底是不是他青春期的爱情或初恋，还是一个取代妈妈的人物呢？所以，我想探讨的人物关系其实很复杂，并没有那么简单。

看死君：男女主角在《爸妈不在家》中饰演母子，这次则是饰演一对关系不太寻常的师生。这对于他们的表演以及您在执导上有没有一些挑战？

陈哲艺：我对所有的演员，特别是他们两个，在《热带雨》这部电影里比之前在《爸妈不在家》中要更加苛刻。你可以通过电影看到，这次的表演要比《爸妈不在家》细致很多很多。

回想他们上一次跟我合作还是六年前。这六年来，雁雁也有跟很多其他导演合作；而家乐这几年听说参演了一部电视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演。

对他们来说，这次在《热带雨》中的表演其实非常辛苦。特别是雁雁的角色，非常不好演。至于家乐，他会直接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我喜欢一个老女人，我本身是不会喜欢老女人的。但是我叫他做什么，他还是会做。他一旦沉浸在角色里，就可以完全没有包袱地去往前推进。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尴尬的地方，特别是因为《爸妈不在家》的包袱。家乐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才11岁，他那时从彩排开始就一直管雁雁以及饰演父亲的陈天文，叫“爸爸和妈妈”，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2013《爸妈不在家》

他每次看到雁雁都叫妈妈，因为已经习惯了，而且那个关系并没有随着拍摄完而结束。当年电影很成功，我就带着演员去了世界各地。对于一个11岁的小朋友来说，就很好玩儿，可以出国到处跑，而雁雁真的感觉像是一个妈妈那样的人物。

2013《爸妈不在家》

所以我们在拍摄《热带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许家乐，不要在现场再让我听到一句妈妈，因为对我来说太别扭了。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收工之后，当雁雁摘掉假发准备回家的时候，家乐就追上去说，我可以叫你妈妈了吗？

因为之前的电影而有了这个包袱，其实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他们虽然是我的演员，但好像已经亲到就像家人一样，我要喊就喊、要骂就骂、要疼就疼、要爱就爱，这个关系蛮特别的。

看死君：影片用了不少笔墨展现文化方面的冲突，而女主角正是教中文的。您能否谈一下目前“中文”在新加坡的处境吗？

陈哲艺：中文，是我这几年蛮关注、而且蛮担心的问题。新加坡现在的年轻一辈，甚至我的一些朋友，现在很多已经完全无法用中文表达自己了，因为已经很少讲中文。

像家乐这样十五六岁的学生，甚至小学生，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抗拒或者不懂得说中文的，中文能力非常差。你跟他讲一句中文，他会回你一句英文，这就是一个当下的现状。甚至很多爷爷奶奶，为了要跟孙子孙女沟通，就不得不开始背英文单词。因为孙子孙女都不会讲中文，所以我觉得蛮悲惨的。

华人不会讲中文，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完全不明白的，而且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但我并不觉得以后会变得更好，或许只会变得更糟。我跟我太太住在英国伦敦，但我会提出要求，我们在家里只讲中文。

我现在有了小孩，我知道他会在英国长大，不可能有讲中文的环境。如果我们不跟他讲中文的话，他长大之后应该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法期望他会写中文，因为你在英国没可能学会写中文，因为环境所致。

而新加坡真的很糟糕，因为他是一个华人居多的社会，七成都是华人，但长期都是用英语交谈、对话，包括做行政文书、工作、Email几乎都是用英文。所以，其实电影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文化冲突，都是我这几年通过观察新加坡的家庭和社会，所积累的一些想法与感触。

看死君：这部电影延续了您上一部的主题，家庭、情感及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您是如何捕捉这些微妙的关系的呢？

陈哲艺：我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敏感的人，而且我去到哪里都会观察人，不管是他们的谈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穿着，还是开什么车，涂什么口红，这些都会观察。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造型和美术上都会讲得很细。比如他们做完造型后，我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赚那么多钱，你住这个房子，你会戴这样的手表吗？我会对这些细节非常讲究，让人物丰满起来。我拍电影，其实拍的不是剧情，我拍的是人物。

看死君：能否谈一下“榴莲”在电影中的隐喻？

陈哲艺：榴莲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禁果，而且我自己很爱吃榴莲。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在东南亚榴莲是“水果之王”。对很多人来说，榴莲真的非常非常臭，味道很重。

而且，其实榴莲也刻划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因为新加坡是没有农业的，新加坡所有的榴莲都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在电影里，老师阿玲的弟弟就是榴莲的供应商。

所以，我在拍课室吃榴莲的那场戏时，我基本上就是把榴莲当成一个禁果在拍，然后想要把它的味道拍出来。我希望这个味道是有被拍出来的。

看死君：影片结尾女主角怀孕了，这是不是给她的一个希冀？

陈哲艺：是的，因为不然这部电影就太黑暗了。你看电影里不是有一个梦境嘛，在梦境里她拥有一个宝宝。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阿玲有那么灿烂的一个微笑。你盼了那么久的事情，你到最后都不给她，那就太残忍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撒狗血的导演，所以后面还是有一个留白。

看死君：您的下一部电影会拍什么题材呢？我记得你说《热带雨》是“成长三部曲”的第二部。

陈哲艺：完全还没写，但是有一些想法，我也跟家乐有讨论过，但是他有点不愿意。我第一部电影拍的是他上小学，第二部电影拍的是他上中学，那么第三部……因为新加坡需要义务服兵役，都要去当兵两年，有些是18-20岁，有些是19-21岁，我自己也当过两年兵。

许家乐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要去当兵了，要被关起来当两年兵。于是，我就想要拍一个当兵的故事。但是第一部电影，他爱上的是女佣；第二部电影，他爱上的是老师；那么你可以幻想一下，第三部电影他会爱上谁。

看死君：最后想问你，现在新加坡电影产业是怎样一种状态？

陈哲艺：我觉得蛮悲哀的，有才华的导演很多，但是没有观众支持。我觉得政府还是挺支持，但私人的一些投资很难找。所以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拍我的第三部。

看死君：一定要拍，我们超期待的。

-你想怎样？-我要hug你！

采访| 看死君；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陈哲艺是谁，他是一位新加坡的创作独立电影人，他在29岁的时候，就凭借他的第一部长片作品《爸妈不在家》获得了戛纳金摄影机奖，这是新加坡的电影第一次在戛纳在国际上获得这么高的荣誉。

接着《爸妈不在家》横扫各种电影节，并在第50届金马电影节上，最终获得了最佳剧本，最佳女配，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影片奖，而同年竞争最佳影片的，还有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还有贾樟柯的《天注定》。

时隔6年，陈哲艺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问世，影片锋芒依然锐利甚至比前作更要大胆，在平遥电影家获得最佳影迷选择奖，费穆荣誉最佳女主和最佳影片，女主杨雁雁也凭借影片斩获最佳女主角。

为何我要用电影的数据作为开头，因为坦白讲这是一部创作型的独立电影，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动作，是一部较为纯粹的文艺片，但，往往正是这样的电影，才算是马丁.斯科赛斯口中意义上的cinema。

《热带雨》和《爸妈不在家》一样，故事背景依然发生在新加坡。

但《热带雨》这一次玩得更纯粹，如果说《爸妈不在家》是事件和人物一起驱动剧情，那《热带雨》则是以阿玲这个人物为核心，是一部讲述人物的故事。

如果大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么请回想一下今年大爆的DC《小丑》，《小丑》就是一部纯粹以人物为核心的电影，由人物推动事件，从而产生剧情，只不过说，DC的小丑的知名度和戏剧张力，都比《热带雨》阿玲这个人物来得更吸引人而已。

回到《热带雨》，影片讲述了马来西亚的阿玲，嫁到新加坡后在一个中学做华文教师，家中有一位长期瘫痪的公公需要照顾。

由于她和丈夫之间的身体状况，结婚多年依然没有小孩，以至于阿玲开始打催产针，用丈夫的冷冻精子做人工受孕。

与此同时，阿玲在任学校有一名中学生郭伟伦，父母长期不在家，导致郭伟伦比同龄人更为早熟，但也更为孤独。

就这样同为孤独心境的沦落人，虽然是师生，但彼此之间却产生了一种近似亲人但又超出亲人的关系和状态。

最后阿玲在一场场经历和遭遇中，渐渐蜕变和领悟，最终她做了一个决定，试图走出人生困境。

《热带雨》是我所见不多的华语电影的大胆题材，我指的是师生恋，影片不光是敢这么写，而且还敢这么拍，里面涉及了大量的亲热戏，可见导演和演员都豁出去了，这也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

影片全片几乎都在下雨，要不然就是在准备下雨的状态，而且导演任性的全部用了人造雨，已控制雨的大小和走势，从而来隐喻阿玲人物的心境。

影片在华人文化和语言上，也做了不少思考，熟悉新加坡华语电影的影迷，都知道新加坡的华语电影，十部有八部在强化新加坡式英语来让观众取得发笑。

《热带雨》中也有不少的“snglish”，但影片巧妙的把语言和华人文化在海外的困境结合起来，甚至和新加坡这个国家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和未来思考串联起来，虽然没有深挖这个议题，但不难看出影片想要观众引起重视和思考。

陈哲艺几乎蛰伏了6年的新作《热带雨》，从剧本到镜头语言，再到每场戏的细节和演员细腻的表演，这些都不难看出这是独立电影中的大片。

阿玲这个人物，也很好诠释了电影剧作人物所要表达的三大关系，也就是人和社会，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关系。

我们能在影片中看到阿玲如何面对华人环境对女性固有的传统观念，也能体会阿玲在面对片中所有男性角色逃避之后，如何用于面对，当然最重要的，阿玲是如何面对内心的困境，最终勇敢做自己。

说到这里，大家似乎认为这是一部苦情大戏，看完胸闷到不行，相反，《热带雨》并不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也没有所谓的高高在上看不懂，影片用了极为舒适的叙事方式，并处处留有幽默，从而给人呈现的观影感受其实非常通俗和轻松。

本期节目，我也有幸采访到《热带雨》导演陈哲艺，我整理了很多自己看完电影后的迷思，陈哲艺导演都毫无剧透忌讳全部回答了，看完他的采访，不得不说陈哲艺导演真的是文艺范十足，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和细腻的人。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哲艺导演。

问：为何第二部依然选择女性题材？是什么源头让你创作阿玲这个角色？

为什么我会去写一个快要步入四十岁年龄段的女性角色，我觉得可能因为自己成熟了，然后成长了，《爸妈不在家》是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拍的，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我现在35岁，也历经了婚姻的生活，成长之后成熟过后，对婚姻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体会。

你可能看到的是我对女性角色的一种观察，但我反而觉得说《热带雨》讲的不单是女人，影片其实也涵盖了我对男性，这几年累计下来，身为一个男人的观察和看法。

问：你觉得你片中的男性都在逃避吗？

我发觉亚洲社会华人社会，常常都是重男轻女的，然后从小家人都会对你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流泪不能怎样，有什么事情都要由男人去扛，然后你要撑起整个家。

但我反而觉得，虽然亚洲社会对男性看得很重视，但我反而这几年发觉，其实女性她虽然外表温柔，可能看起来很脆弱，但其实女性内心很多时候把男人还要坚强，你会发觉真的家庭有了什么状况，出了一件大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男人的反应是避，或者不要去面对，或者不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你对等它自己去化解。

反而有些人你太表面去看待，片中阿玲丈夫这个角色，啊怎么这个男的这么渣，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懂的面对婚姻已经出现问题的男人，他的早出晚归不是他要早出晚归，而是说他在外面需要一个避风港，或者说他在外头需要一个空间。

所以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不愿去说那我们是不是该离婚，所以我反而看到的是，女人内心的坚毅还有力量。

问：在创作时有考虑到商业性和观众吗？

我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我是说我不觉得我的作品，只拍给自己看自己爽就好，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和观众有一种交流和互动。

但我不会因为说，“中国二三线城市会不会看得懂我的片子，我需不需要再写得再直白一些。”我不是那样的，我不会为了观众重新去包装去设计一场戏。

但是我写东西不管是人物和剧情，它必须要先打动我，我才能去打动观众，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我衡量的那把尺，而且我相信，还没有打动我的东西，我是不可能呈现出来打动到观众。

问：你的作品打动观众成功要素是什么？

对所以我常常去教课，那我常常就会想说，对我来说拍电影或拍一个镜头，我常常对学生说，我拍的是情绪情感，我拍的不是剧情。

当然我发觉说，现在很多人现在拍电影拍的是剧情，他交代的是剧情，但是那个画面是没有情感的，或者那个场面调度是没有情感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会很在意。

有时候我拍一个镜头，拍了很多条，是因为我没拍到饱满的镜头，我觉得情绪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是不会放弃的，所以对我来说，它不是交代剧情的一种方法，它主要是有捕捉到我的画面是很重要的。

这部电影我学到，拍轮廓是容易的，但是你要把细节拍出来是很难的，而且我的这个作品不单是轮廓，他有很多细节，我非常讲究细节。

问：如今观众不想看太苦情太沉重的戏，你的作品会很悲情吗？

我不是一个悲观的导演，我觉得我是一个热爱生命的导演，我不希望我拍的电影是个大悲剧，我相信生命虽然很痛苦很残忍，但我是一个乐观者，我希望说最后我们还是能走出来，最后还是有一线阳光和希望。

而且我觉得越苦涩的生命，很多时候越艰难越好笑，为什么好笑因为你感同身受，影片中为什么那小孩第一次失恋，第一次感情受伤，为什么会觉得好笑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

问：《热带雨》华人文化的思考是什么？

我很担心新加坡接下来的年轻人，华人的后裔，华人的小孩子，已经不会写中文，也不会讲华语，现在新加坡已经走到一个全英语的社会，现在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所有华校转成英校，所以我现在担心这个。

因为我觉得一个族群或一个社会，他必须要有根，我说的不单单是华文，甚至新加坡印度裔和马来裔的同胞，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开口闭口都是讲英语。

我反而觉得说，哎？一个没有根的社会可以团结在一起吗，一个没有根的社会能凝聚在一起吗，那一个国家和社会要走向未来，没有过去会有未来吗，我其实对这个东西很担心。

问：如何把一部电影拍满意拍好？

我觉得电影，要拍好非常难，要拍坏非常容易，十部电影八部电影都很遭，可能不是很糟，十部电影八部电影可能你会觉得很平庸，八部里面可能就有5部其实还蛮遭的。

为什么会拍坏，因为每个阶段都很容易把它弄坏，我发觉现在很多电影都很急，比如剧本还没有弄好就去拍，很多片子你会看到逻辑性的问题，或者一些角色的人物关系没有讲得很清楚，或者刻画得刻板，所以很多时候，导演或编剧或电影公司，他们都还没有理清楚，就赶着去拍了，通常剧本本身就有问题。

当然了你找不适合的演员去演一个角色，因为什么，因为你要流量，但就觉得怎样就卡卡的，这个人来演这个角色本来就很奇怪，所以他一开始就已经是错误的，当然在拍的时候，有时候一场戏通调没有抓对，或者一场戏没有抓好，一场戏没有抓好，就（打了折扣）对。

所以拍坏太容易了，我常跟年轻导演说，先把功夫练好，先把功底练好，再拍长片。

我自己本身就拍了十年的短片，大家都说你怎么28，29岁就一鸣惊人，拿了戛纳电影节，然后又拿了金马奖，然后世界各地扫了那么多奖，然后也到了很多地方，票房也很好，但所谓的一鸣惊人他不是说，我突然跑出来拍电影，但我已经拍了十年的短片，那十年的累积，不管是演员的表演指导经验，或者是场面调度，怎么用镜头，怎么用镜位呀，我觉得这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基本功。

女人四十，会是什么样子？

有些人会成为人生赢家，事业生活两得意。

更多的人，要承受家庭压力、工作压力、婚姻、孩子……简单的字眼背后，是沉甸甸的真相。

2019年平遥电影节上的爆款——新加坡电影《热带雨》，就向我们讲述一类中年女性的困境。

故事中，迈入40岁的女教师阿玲快被压垮了，工作不被认可、家庭责任大、不孕、丈夫出轨、师生恋……

0 1生活，很糟糕

阿玲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和一个新加坡人结婚多年却无法生育。

为了要孩子，经常要自己朝肚子上打催卵针，定期去医院检查。

原本是夫妻一起努力的事，但几年过后，丈夫渐渐灰心、放弃。

丈夫对阿玲越来越冷淡，甚至连人工授精手术都让她一个人去做。

除了生育任务，阿玲还得负责照顾瘫痪的公公，喂饭、穿衣服、更换尿不湿……

阿玲承担起“妻子”的所有责任，丈夫基本上是甩手掌柜，整天“加班”，实则早已出轨。

导演陈哲艺说，婚姻里，女人选择担当，男人则倾向逃避。

最“爆裂”的场景出现在公公的葬礼上，丈夫的情人和小孩公然现身，他们三人有说有笑，和谐得像一家人。

丈夫没有给阿玲任何解释；第三者无半点愧疚、尴尬，很坦然；其他家人也似乎见怪不怪。

那一刻，阿玲，彻底成了局外人。

不，也许更像是一个免费保姆，负责照顾老人，维护家庭关系。而现在，她应该“功成身退”了。

阿玲的温顺与包容，阿玲的责任感，没有换来公平对待。

这段婚姻里，她没有得到半点尊重。

被背叛、耻辱……在纸钱燃烧的熊熊火焰前，阿玲几近崩溃，但，她最激烈的举动也不过是一股脑儿把纸钱倒进火炉里。

她，依然是隐忍的。——说到底，爆发又有什么用？大概只会换来更多的冷眼和嘲笑。

0 2

工作，也很糟糕

阿玲的职业是中文老师。

在学校里，她没什么存在感。

无论校长、其他老师，还是学生都不重视中文，“不就是中文课嘛”。

阿玲很落寞。

效率至上的国际大都市新加坡，英语才是通向成功的象征。

而在阿玲的老家马来西亚，保留着更多“传统”的华人社区，中文的应用更广泛。

中文，是她的职业，也是她身份的象征，孤独的源头。

导演陈哲艺对“中文”元素的运用太巧妙。

透过中英两种语言的对立，我们不仅看到新加坡教育体制的偏好，也看到“传统女性”阿玲在面对现代社会时分裂的内心世界。

中文，在新加坡教育体系里“流浪”；阿玲，在现实世界中漂泊，被边缘化。

某种程度上，阿玲，就像是我们，不少奔赴北上广深的三四五六七八线女孩。

曾经也满怀希望，曾经觉得可以征服、融入大城市，最终却被现实狠狠教训。

我们身体上成了大城市梦想的建设者，心灵上却是大城市角落里的孤独灵魂。

0 3希望

只有和学生伟伦在一起的时候，阿玲才轻松自在。

父母在外、独自生活的伟伦，也是唯一认真对待阿玲中文补习课的学生。

他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吃饭，吃禁忌意味十足的榴莲……

她需要丈夫缺席的情感寄托，他需要弥补父母不在场的缺憾。

爱情，成了他们逃避现实的手段。

两颗孤独的心，彼此成全。

师生恋，自然为社会、道德所不容。

但从剧情来说，欲望、禁忌之间的摇摆，正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人性的复杂和挣扎。

某种程度上，彻底的沉沦，也拯救了绝望的人生。

最后，阿玲坚决终止了一切。

他们的感情，就像热带的雨，来得猛烈，去得突然。

影片结尾，离婚后的阿玲只身回到马来西亚老家，阴霾灰暗的画面变得阳光明媚。

回到了老家，找到了“根”，阿玲的脸上也终于露出轻松的笑容。

导演陈哲艺在采访中道出了这个笑容的含义：

“于我而言，《热带雨》就像是一位女性的精致画像，描绘了一位在事业和婚姻上都不被认可的女性如何在路途中发现自己、定义自己。主人公玲不是宿命的受害者，面对这场"战役“，她带着尊严，优雅地展现了沉默有力的韧性。”

《热带雨》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和反复观看的电影，平静的画面，克制的表演，缓缓流淌的东方故事让你不难想到李安和侯孝贤。

而我最喜欢陈哲艺导演对台词的构思，词非常非常少，但却用很巧妙很细微的动作、画面、雨声诠释出了人物关系的变化。

影片最温馨的一幕是，一天，因为保姆提前离开，阿玲急匆匆带着伟伦回到自己家，边照顾公公，边给伟伦补习——这个时候，阿玲和伟伦还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家里突然来了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久病的公公也被激发出久违的活力。

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温馨得好像一家人。

在这一刻，他们拯救又被拯救，互相给予又收获温暖，暂时从各自的困境中解脱。

生活再难，总会有这样的时刻。

(涉及轻微剧情泄露

可能会影响观看)

2013年，陈哲艺凭《爸妈不在家》一片，在戛纳大红，金马大紫。六年之后，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新加坡导演，沿用前作的演员杨雁雁和许家乐，拍摄了《热带雨》。

故事依然发生狮城，关于一个华文女老师和她的男学生。事实上，《热带雨》是又一版“爸妈不在家”。只不过，许家乐长大了，杨雁雁变年轻了。他们从一种亲密关系，转化为另一种亲密关系。

《热带雨》的情欲禁忌，放置在三大节艺术片中，算不上多大事，但却足以把大陆观众看到哗然。即便在平遥放映，它也被迫删减了一分钟。回溯这类华语电影的禁忌源头，最近可考的，大约是贾樟柯《山河故人》的董子健和张艾嘉。一个是说英文的到乐，一个教英文的老师米娅。他们有一段情。不过，大陆版同样删到事后烟都抽不好，许多人都不记得有这么一桩案。我印象深，是因为《山河故人》的三段故事，我最喜欢这一段。

再往前，类似猝不及防的跨年龄组合，可以算上李安的《饮食男女》，以及《饮食男女》的源头，桑弧的《哀乐中年》。石挥在里面的角色，也是个老师（小学校长）。想来想去，是这一职业，最适合充当渡人渡己的电影角色。 《热带雨》围绕生、死和活着而展开。女主阿玲是“求生不得”，公公瘫痪在床，待死而不能。阿玲要应付学校的教书事务，又要帮忙照顾公公的日常起居，身心疲惫。先生冷漠不理解的消极态度，更让他们的婚姻，处在一潭死水无波澜的状态。如此一来，阿玲精神负荷过大，就连面对活着这件事，都感受不到太多生命快感。

阿玲的角色，被设置为马来西亚华人。她从大马嫁到新加坡，但还没有入籍，是中产之家。她不时跟家人联系，卖水果的弟弟也经常捎口信来看望她。单从这处开始，你就会发现，陈哲艺埋下了考据索隐的机关。从大处落笔，阿玲的人物存在，她所担任的华文老师教职，完全可以引到历史上，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如果你认为这是过度解读，那么，华文与英语的并置冲突，电视机里的马来西亚局势新闻。不难发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有意被并置的两个对象。阿玲每天生活两点一线，即便开车上路，还是置身在水泥建筑和花园城市的都市生活，还有那吞噬人的热带雨。而最后一掠而过的大马乡野风貌，那里阳光明媚。不少人可能会想得更远，把华文和华人，包括模糊、无法达成的母亲身份，与更遥远的唐山中华联系在一起。这是后话了。 在阿玲一次次留意时间，注视雨刮的生活节奏中，仿佛一天不是 24 小时，而是 86400 秒。陈哲艺用寥寥几笔，塑料袋之类的意象，不由分说的豪雨，路边停车的打针注射，说出了文明社会和无望婚姻的隐疾。夫家几位家庭成员之间，貌合神离，从满月和丧事两处，即可窥见。

搭好这个人物的生活空间，观众才能如何正视另一段感情是如何幽暗滋生，疯狂蔓长，像红色墨水那样，在纸卷上打出一个鲜明印记。阿玲是否无爱可诉，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对象。家庭婚姻生活的失败，似乎令她更执着于把学生的华文教好。

她的个性，就是较劲，不放过一线机会。如此一来，出现在她视线之内的男性，先生不见影，公公不得动弹。能说会笑，能跑会跳的，就只有学生郭伟伦。 剧情故事就不多说了。陈哲艺设置电视机里，播放胡金铨的武侠动作片《侠女》，这与现实中阿玲推着轮椅，带公公去看伟伦的长拳比赛，做了呼应。师生二人在补习授课过程中，不断走近对方的错位设置。比如两个人大啖榴莲，吮手指的美味画面，你说没有暗示点什么，那也太不敏感了。更有电梯处，另一位女老师的颜色，乃至提“钢琴教师”，都在指点观众，暗示后面要发生的故事（正如一次次停车也暗示了报废事故的到来）。

陈哲艺的电影致敬可能但不局限于：二人在校园吵架时，有一支铜管乐队，从二人之间穿过。此处，是呼应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回大马，家中无人，母亲就好像女儿刚放学回来那样，回头答话，宛如侯孝贤时刻的复盘重现。华语影迷不喜欢，几乎不太可能。

《热带雨》也会引发一些争执。有些影迷义正言辞地说，那是犯罪，不要模仿。事实上，从法律道德层面，现实中对待这一类事件，会是校长的操作处理，即老师可能是过错方。 苛责师生之间，电影所采取的温柔理想化处理。那意思岂不是，对于待死的婚姻家庭，大家只能默默忍受。排卵针不断针刺之下，只是一个女人的人生转机与生命希望。大陆表现师生关系的电影，大多严防死守，不可越线。其中也有一些男老师与女学生的题材，大多是春心萌动，无疾而终。现实中，有过喜欢或暗恋女老师的男学生，十有三四。你把《热带雨》，看做是炽热翻版的《男人四十》，就简直不会感到太多意外。

有趣的是，当伟伦在雨中草地上，喊出像爱情偶像剧般，夹杂Singlish的台词。他好像真的把阿玲，当做了恋爱对象，遭遇第一次失恋。苦于无法用生育维系婚姻的阿玲，被丈夫冷落，遭家庭压迫，似乎忘记了女人本还有欲望与快乐一说。

这不该发生的爱，这总是不请自来的热带雨。 这些年，网络上的电影评价有很糟糕的趋势。不少人选择从道德观念，去抨击一部电影。比如这部电影讲出轨婚外情，那部片子是杀人狂魔。这些都是大毒草，无法接受，得彻底斩除。

看电影这种事，即便不说要你去看更大世界，接触不一样的思想，也是让一个人的思想，变得更加平和、包容。我们了解人类还有那么多悲欢，光明之外，还有阴暗，以及它们之间，晦暗不明的地方。那里有时候阳光普照，有时候会大雨倾盆。

人在许多时候，不免以为整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围绕自己，自己的舒适区，集体或国家在转动。当你换一个角度和位置去看，你会发现，作为无穷大的世界，作为一个个体组成的人类，它们很可能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子。

这才是电影一次次告诉我们的那些事。

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由《热带雨》引发的观影清单

《哀乐中年》 桑弧《饮食男女》 李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男人四十》 许鞍华《钢琴教师》 迈克尔·哈内克《爸妈不在家》 陈哲艺《山河故人》 贾樟柯《将来的事》 米娅·汉森-洛夫

2019年度不容错过

当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则更关心是怎么发生的。

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本难梳理，《热带雨》则用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带出了这场师生恋的脉络。

1、雨天的第一次同车，伟伦对老师表示感谢，同时也鼓励她别忍让无理司机。这显得伟伦比实际年龄成熟，又让阿玲感受到他的小小男子气。

2、伟伦偷拍老师，是一种明知你我有距离但我仍情不自禁的青春萌动。而且我知道你有心事，我想靠近你，了解你。

3、中文补习课，其他学生都跑掉了，只有伟伦留下，阿玲感受到被尊重，她请伟伦在教室一起吃榴莲。榴莲的特性是什么？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禁忌之恋或许也是如此。

4、阿玲带伟伦回家补习，伟伦和阿玲瘫痪的公公相处甚欢，不是一家人，却让三人都享受到了难得的家庭乐趣。

5、伟伦的武术比赛，他父母都没去现场，阿玲带着坐轮椅的公公去了，见证伟伦拿了长拳冠军。

悲伤时的身边人、快乐时的身边人，我们总是很容易爱上，不是吗？

6、三人一起吃榴莲，再次以榴莲为喻，不为世俗所容，但当事人或许只想说“真香”。

7、中文补习课，从一对多，慢慢就变成只有一对一了，这是他们的二人世界。

8、阿玲批阅伟伦的作文，写的是师生之间的尊重。意味伟伦将自己和老师视为平等关系，阿玲看得愣了神，笔尖墨水晕开，意味阿玲的心潮涟漪。而这鲜红，也预示着性即将来临。

9、和阿玲发生关系后，伟伦像个男人一样，表现出了体贴和担当，给阿玲空间恢复平静、问阿玲是否要喝水(虽然他家冰箱空空，饮品只有可乐，也再次说明他被父母疏于照顾)。伟伦送阿玲下楼，在电梯里主动牵手。但有外来者闯入，一个小小的电梯，就是新加坡这个移民社会的缩影，而阿玲伟伦和他们之间，被阻碍物隔开。

10、师生恋由于同学抢伟伦手机而泄露，阿玲退缩了。公交车上伟伦执意要牵手，阿玲拗不过顺从了，但用文件夹做掩护，而文件夹书脊上写着：礼义廉耻。意味这段感情必将屈服于现实运行的道德法则。

很喜欢《热带雨》的最后一个镜头，阿玲似乎什么都失去了，但她笑了。

原文刊于澎湃新闻网：

在2019年上映的新加坡华语电影《热带雨》结尾，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阿玲越过新柔长堤，重返在马来半岛南部的家乡。这座1公里长的长堤连接着新加坡和大马（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该国的简称，下文同）柔佛州，由大马演员杨雁雁饰演的阿玲在电影中于新加坡历经婚变和工作变动，最终在家乡的祖屋里见到了仍在操持家务的妈妈，似乎终于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2020年3月之前，像阿玲一样穿梭于新马之间，是两国间再平常不过的景象。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发展迅猛，如今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更明显优于大马。因此不少大马人，尤其是华裔，选择到新加坡工作，赚取更高薪资。

但疫情改变了这幅景象。针对新冠疫情，大马当局于2020年3月18日起决定实行“行动管制令”（MCO），新加坡则于同年4月7日起实行“阻断措施”，两国实际上彼此关闭边境。这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陷入了两难：究竟是留在房租高昂、却有稳定高薪工作的新加坡，还是回到有稳定住所、但缺乏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的家乡？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如今，近两年过去，在新的大马人迎来疫情中的第二个春节，却仍有许多人“有家难回”。尽管新马两国间去年11月底启动了疫苗接种者旅行走廊计划（VTL），但因一票难求、隔离周期长、手续繁琐等因素，许多马来西亚人仍无法在春节实现一家团圆，新柔长堤也未恢复曾经繁荣的景象。

“2020年3月18日到现在，新马还是没有完全通关。即使有VTL，我也抢不到票。过年不能回家，我苦不堪言，真的很心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在新加坡已经打工23年的大马人李大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被“切割”的两年

李大顺回忆起自己的新加坡工作与生活，既有心酸，也有满足感。“23年前，为了三餐、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选择来新加坡打工。”李大顺说。

疫情暴发前，他每天往返于新柔两地，白天在新加坡打工，晚上则驱车回到距离新加坡只需要45分钟车程的住处。

大马新山市与新加坡“一桥之隔”，许多居民白天坐车前往新加坡上班，晚上则跨境回到房价更为低廉的新山。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前，每日通勤于新马两国的“越堤族”可能有30万人之多，新柔长堤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之一。新加坡民间历史作者李国樑形容称，新柔长堤塞车是正常的，空荡荡才是新闻。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边境管控几乎影响了所有“越堤族”。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作者、来自大马的Hannah Teh当时写道，2020年3月17日前后，新柔长堤上出现车龙，人流多、耗时久。许多大马人思考再三，决心回到新加坡工作，因此纷纷踏上车程，让新柔长堤的车流和人流量堪比疫情前的春节，堵得水泄不通。

李大顺也是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大马人之一。疫情暴发后，他无法回归每日通勤两国的生活，不得不为在新加坡居住增添一份花销。

护士陈静怡和其丈夫都是大马人，两人都在新加坡工作。她的丈夫不像她一样获得新加坡公司安排住宿，因此在疫情前也是每日往返两国的“越堤族”，疫情后夫妻二人不得不在新加坡寻找住处。

陈静怡向澎湃新闻算了一笔账：“新加坡租房预算在新元600至1100（约合人民币2800元至5165元）间，而大马租金预算是林吉特500至800（约合人民币760元至1215元）。”显然，在新加坡租房意味着更高的花费。

疫情前，陈静怡和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到大马，以探望父母和陪伴子女，但疫情让这种定期的团聚不再可能。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阿文。他来自大马柔佛州，为继承父亲在新加坡的建筑工程生意，已在新加坡工作17年。“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大马，疫情暴发后整整两年都没有回去见过他们了。”阿文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无奈地说，“我有两个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视频聊天。感谢太太理解我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导儿子们。”

对阿文等大马人来说，即使有了VTL等返乡渠道，跨越国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工作上所“不可承受之重”。“我和父亲是小本经营，如果我抽身几天，就有可能有客户因为找不到我而流失他处。工人还能以无薪年假的方式为返乡留出充裕时间，管理层的职责却让我抽不开身。”阿文说道。

阿文发来的工作场景。他说，春节“返乡潮”让新加坡建筑业人手紧缺，这让他的订单压力增多。 阿文 供图

在新加坡的中学担任华文教师的小樱用“被切割的两年”来形容在新大马人这两年的集体经验。“这种地理上的切割，迫使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在新加坡如何生活，又是否需要在某一天回到大马的家园。”小樱向澎湃新闻说。

星国梦

新马两国仅一水之隔。实际上，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更长期被视为泛“马来亚”（Malaya）地区的一部分；“分家”许多年后，因文化相近、族群构成相似、经济往来密切，新马两国仍关系紧密。

对大马人而言，新加坡是“淘金”之地，是实现“星国（新加坡别称）梦”的地方；对新加坡人来说，大马则是食品、水源等生活物资的主要供给国，也是休闲娱乐上最近、最方便的乐土，来自大马的数十万劳工更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Hannah Teh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仍说，新马称得上是“血脉相连”，有着独特的联系。

几乎所有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都会提到“1:3”的汇率。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新加坡赚到的“1元钱”，可以在马来西亚当“3元钱”来花。“我总是担心留在新加坡钱会不够用，压力也很大，一度有冲动的想法，想要放弃工作回家和家人团聚。但马来西亚的薪水不够我养活家人，因此我选择了放弃回家。只能安慰自己，希望病毒快快离去，我能早日回家。”李大顺说。

风靡新马两国的新加坡情景喜剧《鬼马家族》的大马番外篇中，分别来自新马的两位喜剧明星比对着两国的异同。“我们有了总理，你们也要有个总理。”马来西亚演员Harith Iskander台词说。

在新加坡1965年刚独立时，两国货币的汇率是1:1。半个世纪过后，两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差距。对许多大马人而言，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也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失望的结果。“你懂得啦，新马政府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阿文向澎湃新闻直言，他还带着马来西亚人常见的幽默感自嘲说，“你们记者天天都会看到马来西亚新闻，当然明白我在说什么啦。”

2020年3月，马来西亚发生“喜来登行动”，于2018年取代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政府的希望联盟政府垮台。许多媒体分析指出，马来西亚疫情之所以于2020年初陷入大规模暴发，正是由政府垮台所引致的混乱造成的。

希望联盟政府上台时承载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承诺要在根除腐败、发展经济、改变族群不平等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希盟政府不到两年便陷入垮台，2020年3月上台的国民联盟政府及2021年8月重新上台的国民阵线政府更呈现出“马来人大团结”的族群政治局面，曾经深陷“一马弊案”丑闻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重返政府权力核心，这让倾向于支持希望联盟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倍感失望。

小樱是吉隆坡华人，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2017年毕业，此后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疫情前往往会在大学假期时返乡。小樱分享说，马来西亚有着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但大马官方并不看重她热爱的中文研究和华文教育，因此她在本国获得奖学金的几率不大，新加坡华文教师的薪水也让她更感心动，所以她选择前往新加坡学习和工作。

2021年11月底，新马两国间启动VTL，小樱感到便利，终于踏上了因疫情而久违的返乡路。很不巧，小樱使用VTL重回新加坡时，马来半岛暴发了大规模洪灾。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2月20日报道，大马官员称这场洪灾“百年一遇”。围绕着灾情应对滞后、救灾不力、政客“作秀”等问题，马来西亚各族群社会都再度兴起了不满政府的“吐槽”声。

就在不久前，12月9日，新总理伊斯迈尔当局决定举行纪念上台执政百天的“大马一家”4日系列活动。大马医药协会（MMA）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对此批评道，疫情期间政府主导这种千人规模的活动，似乎是在执意增加新冠病例。这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广泛批评。

“避开”了水灾的小樱对大马政局感到十分无奈。在她看来，马来西亚民众早就练就了“互助”的习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报道，面对严峻的疫情，许多马来西亚人经济压力激增，有网民为此发起“举白旗运动”，呼吁有能力的人向在家挂出“白旗”的人施加援手。

根据小樱的讲述，大马互帮互助、人心善良的人情味背后，其实是政府的失职。她向澎湃新闻做了更具体的描绘。“在新加坡，每人只戴一层口罩；在大马，许多人会戴两层口罩。”小樱分享道，“武断地说，之所以新加坡人没有大马人那么夸张，是因为他们更能信赖政府。而大马人在心态上就比较无奈，总想着办法来保护自己。”

“我们不能靠政府呀，总是朝令夕改。像是水灾上，大马应急设施做得很糟糕，政府工作也很差。回家比较后，更能认识到新加坡的效率。在大马，总是要‘自己想办法’。哪怕是新冠检测，马来西亚都常出现安排不当、指示缺失的问题，让人很烦恼。”小樱说。

阿文在新加坡住处附近的虎年装饰，除夕夜他会和表姐吃年夜饭，休息两天，年初三就要开工了。 阿文 供图

归向何处？

一如小樱所说，疫情迫使许多大马人长期滞留在新加坡。久而久之，这些大马人开始考虑是否要申请新加坡永居权，甚至入籍当地，进一步告别马来西亚。

“我本来就主要在学校里工作和生活，和家人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拉近距离，疫情对我日常生活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硬生生地被切割了两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何，甚至在考虑争取入籍新加坡。”小樱说，“我原以为家乡不会改变很多，去年11月返乡时却有物是人非之感。也许，地理的切割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心态上的切割。已经两年了，那未来会如何呢？”

阿文、陈静怡也在考虑争取新加坡久居权。对阿文来说，新加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他希望尽快把老婆和孩子接到新加坡。这样不仅可以一家团圆，也可以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不过，对陈静怡而言，在新加坡久居和保持马来西亚国籍并不矛盾。对她而言，申请新加坡永居是方便工作的安排，但她仍然想要在未来回到马来西亚。“我还是更喜欢马来西亚的生活。从小在大马长大，生活步伐较慢，食物好，人也不一样。新加坡是很好的地方，可还是觉得家里更好。”

尽管新加坡经济发展成绩优异，但这也意味着社会竞争压力极大。新加坡社会中流行的闽南语词汇“惊（怕）输”（kiasu）形象地展现了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状况。

对小樱来说，这种“效率至上”的倾向也十分清晰地体现在新加坡的语言学习上。新加坡社会的主要教学和交际用语是英语，但政府也支持保护各族群母语的“双语教学”，因此华语往往是华族学生的必修课（马来文、泰米尔文对应马来族和印度裔新加坡人）。但在效率至上的影响下，许多新加坡华族学生将华语教学的目标局限在“和中国做生意”上，这让小樱感到十分可惜。

“虽然新加坡和大马不同，华族是最多人口的族群，但整个社会完全以英语为主。而华人和华文文化是我的归属感所在，这让在情感上对何去何从十分纠结。”小樱说，“希望和中国商机对接肯定不算错，但文化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呀。”

在不断往返新马两地的过程中，小樱反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每次回到大马，我就发现这里文化不仅多元，而且每种文化都保存的很好，包括马来文化、华人文化、印度文化。在华人文化中，潮州话、福建话（即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各种语言都十分活跃。只要我打开电视机，很容易就看到诸如醒狮等传统华人文化的节目。这都是让我向往的多元文化和华人文化环境。”小樱向澎湃新闻感慨道，“这种亲切感，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可以带给我。”

尽管疫情局势仍然复杂，奥密克戎毒株更为新马两国防控带来新的难题，但在星国寻梦的大马人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去年11月底，新马两国建立起VTL通道后，有关机票和车票均迅速一抢而空。

但李大顺和陈静怡都没有那么幸运。更何况，生活不只有“单程票”，返乡的大马人还要考虑回程新加坡的事宜。李大顺梳理说：“快速方便的VTL一票难求，那也可以走落地隔离五天的另一种方式，可这种渠道的票我也还是抢不到。假如我真的回到了大马，再回到新加坡的车票仍是一票难求。更何况，如果两趟都要住酒店隔离，那花费就更是高昂了。我们年假有限，只好选择年后才回，真的很不容易。”

李大顺期望，新马两国政府能在新柔长堤这条路上增开巴士班次，让在新加坡被称为“马劳”的大量马籍劳工早日回家团圆。据《联合早报》等两国媒体报道，两国政府已在考虑加开VTL的航线和班车，并将入境地点开拓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沙巴、沙劳越等其他地方。

1月31日，华人春节的除夕之夜。陈静怡、阿文、小樱不约而同地选择和其他同样留在新加坡的亲朋好友吃团圆饭，并和远在大马的其他亲戚视频连线，恭贺新年。“家人肯定会发团圆照来诱惑我，我们就线上和家人截屏合照咯。”小樱笑言。 面对疫情，新加坡和大马等东南亚国家已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尽管如此，政府仍无法保证所有民众都免于感染新冠的恐惧，国家间的边境政策仍比较严格。 面向未来，李大顺仍然乐观。“新、马政府都承认，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注意卫生，少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听新加坡政府的话，学会怎么和病毒共存。” 阿文仍在坚持他口中“有苦有乐”的工作。据他形容，他在新加坡基本上是早上睁开眼就要去赚钱。“不像在大马，睁开眼后还是很轻松啦，只要不花大钱，都没有关系。”阿文说。 “其实就是没办法。我个人认为，不要想太多，就当着是新的环境去面对。如果要回去疫情前的生活环境是不可能的。面对新的环境，尝试面对即可。”阿文坚定地说道。 （根据受访者要求，小樱和阿文是化名。实习生袁明晰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46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