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蛋

《蛇蛋》电影剧本

文/〔瑞典〕英格玛尔·贝格曼
译/程骊

一、柏林。1923年11月3日。星期六傍晚。
寒风刺骨，阿尔贝大街在昏暗的路灯照耀下，好象没有尽头似的。
当时，一包香烟要卖一千三百万马克，老百姓对眼前和未来都丧失了信心。
阿尔倍·罗森堡正往家走，他喝多了，几乎是半跑着。他的衣着单薄，难以挡风。
一条狭窄的死胡同里，有一座旧楼房。三楼是餐厅，这时已挤满了人；显然是在举行家庭宴会，传来了喧哗声，笑声和舞曲声。这时，房东弗罗·海姆斯正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做晚饭。
阿尔倍从门房的木牌上取下自己的房门钥匙，他刼匆走上四楼，转入一条短通道，他把钥匙插进锁眼。
房顶上的灯散发着昏黄的光线。阿尔倍的哥哥马克斯坐在散乱的床边。他刚向自己开了一枪，子弹从口内穿过，血和脑浆溅得满床、满墙都是。他的身体慢慢后倾，双眼半闭，嘴张着，手中还紧抓着一支军用手枪。楼下的餐厅中传来的喧闹声和音乐声清晰可闻。

二、1923年11月4日。当地警察局。
一缕淡淡的秋阳透过肮脏的窗户，射进房内。窗外是院子，有几棵树，但已经没有什么树叶了。
波安探长端着一杯咖啡，打着哈欠进来。他微胖，宽肩，满头红发，留着胡子。
阿尔倍立即起身，伸出一只手去，但是探长假装没有看见。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背对着阿尔倍，注视着几个孩子在院中玩耍。
女秘书进入室内，她向阿尔倍微微点头，然后，坐下，拿出拍纸簿和铅笔。她四十岁左右，卷发，没有化妆。白色外套紧紧地裹着她那丰满的胸部。
探长转过身子，把咖啡杯轻放在桌上，不耐烦地注视着阿尔倍。
波安：这么说，你不会讲德语！
阿尔倍：（摇头）。
波安：见鬼了，福罗琳·杜斯特的星期日算是完啦。
他显然是指女秘书。
阿尔倍：真对不起。
波安：叫什么名字？
阿尔倍：阿尔倍·罗森堡，三十五岁，生在加拿大，父母是丹麦人。我哥哥叫马克思，他的妻子叫玛虞埃拉。我是一个月前到柏林的，那是九月底吧。马克思手腕受伤，没法演出了，我们都是杂技演员，专演空中飞人。
波安凝视自己的雪茄烟盒，盒内有两支雪茄，一支是整的，另一支已抽了一半。女秘书福罗琳漫不经心地在拍纸簿上随意乱画。波安点燃了那半支烟，吸了一口，喷出烟雾。
波安：你哥哥为什么自杀？忧郁？失恋？酒精中毒？吸毒？神经错乱？总之，是厌世。
阿务倍：我不知道。
波安：换句话说是原因不明罗？噢。就是这么回事了，你同他的妻子联系了？
阿尔倍：昨晚上，我联系了，今天早上也找了，但是都没有找到她。
波安：你们都住在一起吗？
阿尔倍：不，玛虞埃拉和马克思两年前就离婚了。我们被马戏团解雇后，玛虞埃拉就进了一家夜总会。我下午就去看她。夜总会星期天下午三点开门。
波安：你的证件呢？这是例行手续。
阿尔倍：请看。
波安（边看证件）：谢谢。这安葬费你怎么付？
阿尔倍：我们还有一点积蓄。
波安：好。（随意地）你是犹太人吗？
阿尔倍：怎么？
波安：没什么，我只是好奇，罗森堡先生（将护照还给阿尔倍）。我们可以认为审讯终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阿尔倍摇头，沉默不语。
波安：你准备在柏林住多久？
阿尔倍：说不准。
波安：你也知道，这儿失业情况严重。我们不想看到外国人来这儿抢走别人的饭碗。
阿尔倍：我知道。
波安：战后，我们为数不多的救济金更紧张了。你的钱一旦用光，我们可无意照顾你。
阿尔倍：我知道。
波安：再见，罗森堡先生。
阿尔倍：再见，探长。再见，福罗琳·杜斯特。

三、审讯结朿后，阿尔倍就直接向他常光顾的饭馆走去。这时是一时卅分。河上已经升起阴凉的薄雾，近处圣伊丽莎白教堂的钟声在街道上空回荡。
阿尔倍听到他身后有脚步声。他没有转身，反而开始加快步伐，但是，他身后那个人赶上了他，并且挽住阿尔倍的手臂。
霍林格：你这么着急？你是去吃晚饭的？我也是。我请客。阿尔倍，事情顺当吗？马克思和玛虞埃拉都好吗？你说他的手腕会很快好转吗？你要知道，我们都在想念你们，马戏团需要你们。我想你知道为什么马戏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而我却来柏林。我是来找新节目的。现在我什么演员都能找到，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用美元付工资。我们一直是客满的。我完全可以用比目前大两倍的帐蓬，而照样满座。
两人进入饭馆。从富丽堂皇的装饰看，这家饭馆还是比较高级的。几个身穿燕尾服的乐师正在几棵棕榈树后面演奏着一支热烈的华尔兹舞曲。餐厅领班和侍者立刻来到霍林格和他的客人周围。他们将两人引到一张设在室内凹处的餐桌前，餐厅的墙壁用红缎装饰，墙上挂着几幅裸女像。霍林格点了蔬菜汤和炸兔子，这是星期日菜单上唯一能让人相信的菜，一瓶冰镇杜松子酒和两大杯啤酒。
霍林格：群众爱看马戏。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你看今天报上登的。既然你不懂德语，我就翻给你听听。
霍林格拿出《人民观察家报》的星期版，翻阅了一会儿，最后终于找到他用铅笔划下的地方。
霍林格：你听，（大声念道）当反基督的人伸出他们血淋淋的双手来扼杀我们的时候，可怕的时代就来到了。别名列宁的犹太人伊萨卡·才特布罗姆想变成一个血光满面的成吉思汗是绰绰有余的。一批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接受训练，散布在全国进行谋杀和破坏，把无辜居民和农民大批地杀死在移动式绞架上。
霍林格停顿了，他看着阿尔倍，后者正低着头，他狭长的鹰勾鼻几乎碰到了酒怀。霍林格的厚嘴唇露出笑容，也显露出满嘴黄牙。阿尔倍很快就醉了，他茫然地注视着霍林格；霍林格放低报纸，细看文章，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要读的地方。
霍林格（念）：你乐意看到成千的居民被吊死在城里的路灯架上吗？你愿意坐等，直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在你们城里象俄国人一样开始大屠杀？你乐意在你的妻子和孩子的尸体上哭泣吗？
霍林格再次带着探询的眼光去注视他的朋友、杂技演员阿尔倍。但是，后者依然毫无反应，于是，他便念开了文章的最后一句。
霍林格（念）：今天，生命显得毫无意义，人只是整天担惊受怕而已。你需要钱吗？我可以借给你。拿着吧，这是六千万。我不需要，我明天就回阿姆斯特丹，那里不能兑换，我什么也不想带走。我星期四在慕尼黑，那里有人在谈论革命，是右派搞的革命，我亲爱的阿尔倍。
霍林格又笑了，他那双尖锐的黑眼睛突然变得疲惫不堪了。他喝干了自己的杜松子酒，然后又为自己和阿尔倍斟上。
霍林格：人人都怕会出现地狱的可怕景象。如今，谁都害怕，怕那种疯狂劲出现在自己周围。所有的人，所有的军官，小军官和他们禀性善良的妻子，所有在路障旁站岗放哨，一心想回战场的士兵，所有毫无收成的农民，不再相信书本的教员，他们都怕，而这种惧怕也会很快转变成愤怒。我亲爱的阿尔倍，你乐意看到这一天吗？不，你是不愿意的。如果你已经不愿战死沙场，那还不如随马戏团去演出，即使去南极也比守在这愈来愈逆来顺受，恐惧最终会变成愤怒的柏林强。
霍林格露出了大黄牙，他掀开上衣，一个破洞正好露出他放在口袋中的一支手枪。
霍林格：谁也别想抓住我，然后抹我的脖子。你看着吧，亲爱的阿尔倍，我敬你一杯，我的孩子，我的小杂技演员！你看着，我们会成功的。马戏团总是一帆风顺的，相信你的霍林格大叔。亲爱的阿尔倍，你怎么不说话？
阿尔倍：我听着呢！你讲得很有意思。不过，说实话，我管不了这些，我在空中晃荡，我吃，我睡，然后同女人睡觉。我能同你说什么？我不相信这政治。犹太人就象所有的人一般蠢。如果有一个犹太人出了麻烦，那是他自己的错。他有麻烦，那是因为他愚蠢。但即使我是犹太人，我也不会变成笨蛋。现在，霍林格大叔，你明白了吧。谢谢你请我吃饭和借我钱。我该走了，我四点钟得去找玛虞埃拉。

四、这是布罗安·埃塞尔夜总会。星期日下午的演出正在进行，演出厅原是一座车库，这时，只有几个观众，大部份都是老人，他们围着餐桌而坐。有三个侍者站在酒柜前，旁边有一扇小门。他们在谈天或抽烟。一支乐队正在小乐坛上演奏，一个妇女正竭力在乐队的伴奏下高歌，她唱的曲子是讲一个姑娘有一粒糖果，糖好吃，也很好看，她为人也善良，要是你有心眼，她会让你舔她的糖果，女歌手唱时微带表演。她长得瘦高，穿着一件织得并不讲究的毛衣，背后带腰垫，头上随便地戴着一个蓝色发套。
还没有喝醉的阿尔倍向酒柜的方向走去，他向女招待打了一个招呼，接过一杯啤酒后就在离他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整个酒吧间既阴凉又潮湿，完全是下等夜总会的气氛。
演唱的女郎敝了一个撒娇发嗲的动作，使最后一件衣服落下，音乐嘎然而止，紫红色的、装饰着低俗下流绘画的帷幕在剧烈的抖动中落下。
有几个人鼓掌，乐队成员安坐在那儿，他们已经被演出弄得精疲力尽了。阿尔倍起身，向舞台旁那座窄门走去。这时，乐队又来劲了，奏起一首进行曲。帷幕又急促升起，四个年轻歌舞女郎穿着军装，头戴插有羽毛的钢盔，按着进行曲的节奏开始演出，他们用穿着高统靴的脚在舞台上跳着，唱着……
阿尔倍走下几级台阶，在一扇木门前停住，他敲了几下没有上漆的房门，进入一间狭小的房间，那里只有一张固定在墙上的、铺着一块破漆布的木桌，一面碎镜，两把东歪西倒的椅子，一个污水池，一个水壶和一只装满黄色污水的水盆，在未上漆的板墙上，有的地方用剪下来的画报的图片作为装饰。
刚在台上演唱的女郎披着一件化妆用的衣服，加上件粗毛衣和一条大围巾。当她看到阿尔倍进来时，她脚上正穿着一双大木屐，她顿时容光焕发，但很快又变得阴沉了。
玛虞埃拉：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阿尔倍：昨晚回家时，马克思用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
玛虞埃拉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她脸色苍白，缓慢地摘下头上的蓝色发套，用手指伸进她那卷曲的棕色头发中，然后又用手掌轻擦自己的前额。这是她的习惯。
玛虞埃拉：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
阿尔倍：我想注意他，不过，我从未想过他，马克思会这样做。
两人默默地坐着，情绪沮丧。女郎在破漆布上拨弄着一个破洞。阿尔倍掏出香烟，给了她一支，她不要，阿尔倍便把香烟放回口袋。
玛虞埃拉：前几个星期，他有了一份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工作吗？
阿尔倍：我问过他好几次，他只是说，工资很高，要我少管他的事。他有一封遗书是给你的。
阿尔倍说着给她一个信封，内装几张钞票和几页纸，纸上是马克思难认的笔迹。
玛虞埃拉：他的字真不好认，我认不了。你行吗？
她把信递给阿尔倍。他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一言不发，试图看懂他哥哥的信。
阿尔倍：不行。我也看不明白，对了，我看把这些和其余的话混起来念：有人说，人是错误的存在。我问他要例证。他只是对我说：“看看你吧，你就是证明。”我按此话做了。我看我自己，可是没有去思考……（停念）我看不懂了……对，是这样，什么时候毒药都管用……
阿尔倍抬头，同玛虞埃拉的视线相遇，她摇头。
玛虞埃拉：“什么时候毒葯都管用……”
阿尔倍：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他了。
玛虞埃拉：你们不是同住在一起吗？
阿尔倍：他很少在家，有一天早晨，我们碰着了，我那天带了一个妓女回来。他凌晨回家时，这妓女还没有走。他要她留一会儿，她同意了，尽管他只付了一半钱。后来，他就开始吵，并且打了她。最后，我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就象孩子那样大叫。我没有狠打他，我想到他的手腕有伤。
玛虞埃拉：上帝，最后一场，我得换装了。能帮我一下吗？
玛虞埃拉解开围巾，脱去毛衣，化装服和鞋子，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类似游泳衣的演出服，并且套上。阿尔倍帮她扣上钮扣并用一个蝴堞结扣上腰带。
阿尔倍：我不知道你在演出。
玛虞埃拉：我没有演出。有一个姑娘得了流行性感冒，我就提出替她演节目。老板认为是个好主意，我在夜总会是歌唱演员，每天拿三千五百万马克。够是不够的，不过也算一笔钱了。
阿尔倍：你陪男人吗？
玛虞埃拉（冲动）：你今天晚上给我个电话，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吃晚饭，行吗？用马克思的钱吧，他一定藏在什么地方的。
她吻了他的两颊，然后匆匆走出房间。阿尔倍站在原地，一小会儿后，他听到最后一场演出有节奏旳节拍和舞者脚蹬舞台木板的声音：“桕林、柏林、柏林人。柏林、柏林。”

阿尔倍打开房门，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就站在通道的暗处。此人长得呆板、脸部略斜，稀疏的灰发盖着高耸的额头。在一副深度近视镜后，是一双明亮而又安静的眼睛。他倚在木板墙上，看着明亮的舞台上的演出。他转向阿尔倍，有礼貌地向他微笑。
汉斯：在这儿看舞台上的一切真有意思。我好象认得你。几年前，我们见过的吧？也许我们是在一起抽的第一支烟？
阿尔倍摇头。
汉斯：没有？要是我说阿马尔菲，二十六年前的一个夏天呢？我们父母的夏季别墅是毗邻的。你有一个姊姊，让我想，是叫丽倍卡·威尔吧？
阿尔倍（还是摇头）：请你让我过去，我有急事。
汉斯（微笑）：当然可以，阿尔倍·罗森堡。
阿尔倍转向旁门，摇着头，他知道他是被人认出来了，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有点发烧。他低着头，匆匆从那扇狭窄的太平门离去。

五、这一天天很暗，西北风转成了寒冷的细雨。
阿尔倍加快步伐，以暖和自己的身体。当他准备转弯时，他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撮人，他便停步不走了。他最先看到五个身穿“新祖国”服的青年。他们周围有几个显得茫然的平民，再远处，有两个警察，皆朝群众站着。
阿尔倍向人群走近。他看到有一个高个儿男人，身穿大衣，头戴礼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同一个穿制服的青年在争论什么，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妇，也许就是那男人的母亲，正拉着男人的手臂，象是在劝他，那男人讲得又快，声音又高，阿尔倍不懂他在讲什么。那穿制服的青年突然朝他的脸打了一拳，摘走了他的帽子和眼镜。传来一桶水的倾倒声，顿时，老妇人的手中塞进了一块脏布，那男人的手中则被塞进了一把厕所刷。他们跪下了，开始在五个青年的监督下，洗刷人行道。
有一个青年从水沟中掏出一些狗屎。他向跪着的那男子说了几句话，后者便慢慢地向粪堆爬去，有一段时间，人们好象看到他是在用嘴唇碰那堆狗屎。他摇头，向警察喊叫，可是后者却走开了。
青年接着便殴打他们。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阿尔倍也跑了。
他很长时间都能听到妇女的喊叫声和棍棒打在身上发出的沉闷的声音。
马路下方有一家小酒巴，阿尔倍进入酒巴，当他看到酒巴几乎完全是空无一人时，他长时间地呆站在那儿，不知所措，他重新取出信封，从马克思的钱中取出一张一元的钞票，交到柜上。

六、在霍尔德林大街的一家老式的中等公寓中，玛虞埃拉租了一间大房间，房内塞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家俱什物。
阿尔倍戴着一顶压发帽，坐在一张沙发中。他已经酩酊大醉了。
玛虞埃拉：今晚上，我不让你回公寓了。你可以同我一起睡在这儿。你先站起来，我帮你脱外衣。我再去替你弄点真正的热茶。这对你有好处。
玛虞埃拉帮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替他脱去外衣，扔在地上。他搂着她腰部，把自己的头放在她肩上。玛虞埃拉轻拍他的后背，他摇晃起来，传来一阵剧烈的、无泪的抽泣。

七、同一个晚上。有人在特莱布托夫河的岸上发现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厚大衣，但里面却是赤裸的。没有在她身上找到什么证件，只有一只订婚戒指，上刻：1923年七月·马克思。

八、凌晨4点，阿尔倍已经被玛虞埃拉房外过道中的开门声吵醒了。沉重的脚步声先出现，然后又停止了；接着另一扇门被打开，又出现一种奇特而又沉闷的声音；好象有什么东西被翻动，然后又有什么东西被重重地放下似的。
玛虞埃拉（带着睡意）：这是换垃圾桶的个人，他每星期一早晨4点就来。
阿尔倍：天哪！
他背靠墙坐着，倾听着那渐渐远去的声音：关门声，脚踩在阶梯上的回声，在空荡的街上男人的谈话声，马蹄声，车轮在石子马路上的滚动声。
阿尔倍：我们总是为了妈妈而去阿玛尔菲过夏天。她的肺不好，当时爸爸是驻哥本哈根的大使。我记得我和马克思常同一个名叫汉斯·凡尔杰罗斯的男一起玩。他们家是从杜斯杜尔夫来的，他父亲好象是什么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或者是这类的官吧。我们两家常来往，孩子们便在一起玩。汉斯爱上了我姐姐。我想他们是秘密订婚了吧。妈妈不喜欢汉斯。你想想，没有人同意。不过，每个人都认为他有才华。有一次，我们抓了一只猫，我们便把它绑了起来。汉斯开膛，猫还活着，他却让我看猫的心在快速跳动。然后，他又用一把利刀挖了猫的一只眼，让我看，猫的眼皮还在动。我把这一切统统告诉了丽蓓卡。她立即去找汉斯，问他是否真有此事。他说，这是假的，因为，这原是死猫，一切都尾我编出来的。有趣的是，我几乎也相信，我是编出来的了，主要为了让汉斯高兴。这样，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妈妈死了，爸爸也调走了。十年前，我在海德堡偶然见到汉斯，当时我们三人都是杂技演员了。
玛虞埃拉：对，这我记得。
阿尔倍：不见得，那次你没有在。
玛虞埃拉：我记得遇见汉斯！马克思为我介绍了，他很忙，他当时是大学教员，他要去上课。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记得马克思当时笑了，并且说：“他总是那么急。你想他是不是不愿见我们？”
阿尔倍：不，不……。我记得，他当时尽管很急，但见到我们还是很高兴。我甚至还记得，他想请我们去吃饭呢，不过，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演出。
玛虞埃拉：你记错了。不过这无关紧要。
阿尔倍：我咋天见到他了。
玛虞埃拉：汉斯？
阿尔倍：你没见他？他就在夜总会。
玛虞埃拉：没有！
阿尔倍：你肯定！
玛虞埃拉：要是我见了，我会说的，不是吗？
尽管已醒，阿尔倍还是躺下了。
街上驶过一辆车，声音清晰可闻，接着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取水的地方有人在唱歌。可能是楼上的住户醒了，传来在地板上走动的脚步声，那在风中晃动并用昏暗的余光照亮房间的街灯突然熄灭了，透过上了漆的百叶窗边，可以看到一缕曙光。有人从信箱口中塞进一份报纸，落在大门口的地板上。
柏林城又为新的一天在作准备，这是星期一。11月5日。在这座破旧的、深受贫困打击的城市中，居民原无指望，如今，他们醒了，可是他们面前依然是新的绝望，新的焦虑，新的求生企图。
一座工厂的汽笛声划破这灰蒙蒙的黎明，第一辆电车在无尽头的街上吃力地驶过，电车在霍尔德林大街转弯，驶上林荫大道时，车轮和铁轨接触的声音让人感到难受、刺耳。
阿尔倍来到窗前，拉开一点百叶窗。他站着眺望楼下的街道，他又看对面那座用巨石砌成的楼房，有些窗户还亮着灯，有人在走动。运牛奶的大车在一匹瘦马的拉动下，慢吞吞地向大街走去。

九、一小时后，闹钟响了。阿尔倍在一张沙发上睡熟了。他把一支点燃的烟扔在地毯上，结果在出去前把地毯烧了个洞。玛虞埃拉站在一块幕布后面，正用酒精炉煮咖啡。
玛虞埃拉：同名人交往的好处就是可以弄到真咖啡配早餐。我把火弄好了，不过要待房间暖和还得一会儿。我在壁炉上放了一壶水，你要洗脸的时候，水就热了。
阿尔倍：你的木柴也是这么弄来的？
玛虞埃拉：我认识一个木材商，这是事实。但是我不认识能给我黄油的人，所以你只能吃果酱了，当然，这果酱也是化学配方。
阿尔倍：我少你一美元。你记下来。
玛虞埃拉：没关系。
阿尔倍：你最好还是拿了，否则就都进了酒馆啦！
玛虞埃拉：你还是喝？
阿尔倍：口袋里有钱就猛喝。
玛虞埃拉（惊讶地）：这么说，你不回马戏团啦？
阿尔倍：没有马克思，回去有什么用？
玛虞埃拉：当然，我们得找个新搭档。
阿尔倍：你我都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玛虞埃拉：这些事情我就不懂了，好，我们该考虑一下只有我和你合演的节目了。用狗，怎么样？来一个滑稽空中飞人，你我，加上四条狗，让狗都穿上戏装。当我们左右、上下晃荡时，狗就在我们之间，煽着耳铃飞跃。
阿尔倍：很滑稽。
玛虞埃拉：只要你真想干，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可以考虑合演。我认识一个魔术师，叫马尔古斯，如今已退休，住在里契费尔德。我们可以让他来演一个节目。
阿尔倍：我不知道。不过，同马克思这事……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一会儿后，他又想说什么，但是，他又不时摇头。他的眼晴暗淡了，眼圈也红了。
玛虞埃拉：自从我遇到马克思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现在，我们该一起干了。
阿尔倍（寻找字眼）：这就象做了一伤恶梦，最后发现现实比恶梦还要糟。
玛虞埃拉（惊奇地）：不过，阿尔倍，我亲爱的，我们都不错！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阿尔倍：我办不到，昨晚，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打一个男子。警察根本不管。
玛虞埃拉：亲爱的阿尔倍，你听我说。你太累了，而且昨晚也喝多了。让我来照顾你，几天以后，你就会好起来。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我得赶紧走，我有话要干。
阿尔倍（茫然）：工作？
玛虞埃拉：份外工作。
阿尔倍：早晨干的？
玛虞诶拉：对。就是每天早晨干，而且不能迟到。
阿尔倍：这是什么工作？
玛虞埃拉，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是机密的。
阿尔倍：机密？
玛虞埃拉：我这是开玩笑。我在一个办事处工作。贴邮票，往外跑。
阿尔倍：什么办事处？
玛虞埃拉：搞进出口的吧！我真的不知道。
阿尔倍：这公司叫什么名字？
玛虞埃拉：这是怎么啦？……咦，是叫费克尔·费克尔父子公司。
阿尔倍：地址？
玛虞埃拉：拜耳街。这是一条小街，离屠宰场不远。你这样简直成了个好吃醋的丈夫了。
玛虞埃拉笑了起来，并且用手轻打他的面颊。她从座椅上起身，开始收拾盘盏。
玛虞埃拉：你是你哥哥的弟弟，一点不错。马克思同你一模一样。
阿尔倍：不，我来洗盘，整理房间吧，这样，我至少有活可干了。你快一点吧，你不是很急吗？
玛虞埃拉：我两点回来，再一起吃饭。想办法弄点肉，现在，我们有钱了。
阿尔倍：四十九美元。
玛虞埃拉：天啊！发财了！
她迅速地洗完碗盘，然后穿衣，将一顶高统女帽压在自己棕色头发上，披上大衣，随手拿上一只提包，扣上鞋扣，看了一下脚上的袜子是否穿正，再抹口红，这一切都是迅速进行的。
玛虞埃拉：我的电车来了。要是我加快一点，我就能赶上。我们该想办法，如果不行，那你瞧吧！
她走了。阿尔倍站着，手中拿了几张账单，然后就在房中来回踱步。他在一张大桌前站定，靠窗而立。他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翻找着。他在一堆破烂后面找到了一只金属小盒，里面装有一小叠钞票。
阿尔倍迅速穿上衣服，加上他的那件破旧、还缺一个扣子的薄大衣。他踮着脚，轻声走过通道，路过一间大厨房，有两个姑娘正在那里吃早餐；他转了一个弯，找到了大门；当他正要轻声开门时，一个人突然叫他的名字。
声音：罗森堡先生！
阿尔倍：怎么啦？
声音：请你过来一下好吗？
门厅旁有一扇门半开着；一束太阳洒落在地毯上，照亮了镶木地板。他小心翼翼地推门，进了一间大房间，房内有落地窗，凹刻天花板上有石膏做的饰物。墙边是一张富丽堂皇的双人床。房内都是老式家俱、绘画和小摆设。尽管阳光很强，但由于厚窗帘只拉开一半，因此整个房间还是半明半暗。
阿尔倍发现有一个老妇人几乎是埋在一张高背软椅中。她白己慢慢地从阴影中出来。她身穿一条老式长裙，铁灰色的头发盘在头顶。她圆脸，皮肤光滑、红润，几乎呈玫瑰色。由于戴着眼镜，因此，她那双灰色眼睛也就显得更雍容。她背微驼，右肩有点溜，这就使她整个形体有些变形。
弗罗·霍尔：我叫弗罗·霍尔，是玛虞埃拉的房东。
她说着伸出一只纤细、长得匀称的手。手很干燥。阿尔倍同她点头招呼。
弗罗·霍尔：玛虞埃拉在出去时才同我谈到你。欢迎你在这儿暂住。同玛虞埃拉合住一层的伙伴要去意大利两个星期。请原谅我一会儿要躺下。天气骤变让我的背疼。不过，十一月有太阳，这总是好的，对吗？罗森堡先生？
说着，弗罗·霍尔放了一只圆枕头在她背疼的地方后就斜躺在那张大床上，又在腿部盖了一条毯子。
弗罗·霍尔：想喝一杯雪莉酒吗？你可以到柜子里去拿。不，不是那一只，是另一只柜子。对，就是那只。你看右边那只玻璃瓶了吗？就是那瓶。拿两只杯子来。我也想喝一点。谢谢，罗森堡先生。
两人对饮。
弗罗·霍尔：我同玛虞埃拉很熟。她是你嫂子，你当然比我更了解，可是我应该说，玛虞埃拉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太喜欢她了，几乎把她当成我的女儿看待。
她那双灰眼珠的眼睛透过玻璃杯注视着阿尔倍，而他却在她苍白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忧虑的表情。
弗罗·霍尔：她为人好，也单纯。好象我们周围出现的麻烦都同她无关似的。我认为你嫂子已经面临麻烦了，罗森堡先生。
阿尔倍：我什么也没有发现。
弗罗·霍尔：玛虞埃拉并不在保护自己，你懂我的意思吗？她不应该出什么事。
阿尔倍：我尽量关心她。
弗罗·霍尔：就以这份新工作来说，就有麻烦。民主教会协会是什么组织，罗森堡先生？这组织在电话簿上也没有。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她和她的朋友同一些男人混在一起。我几乎想这还算好的。可现在我不知道她是在干什么。我感到了不安。
阿尔倍：我现在该走了，弗罗·霍尔。这房租？也许你是要我先付吧？
弗罗·霍尔：这没有什么，不过，你要是手头方便，我也不介意。我是个可怜的寡妇。我丈夫的养老金有限。你有美元吧？十美元一月如何？太多了吗？
阿尔倍：我把钱放在小桌上，这样好吗？
他说着就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压在空酒杯下。他起身欲走。老妇人侧身注视着他。
弗罗·霍尔：你哭了吗？
阿尔倍：没有。怎么啦？
弗罗·霍尔：看起来，你似乎哭过。对不起。
阿尔倍：再见，弗罗·霍尔。
弗罗·霍尔：有空来聊聊。这背疼让我没办法。我都不能去老歌剧院，尽管离这里不远。再见，罗森堡先生，请多照管你嫂子。
阿尔倍再次同她打招呼，然后离去，来到街上后，他跟着电车跑，最后一跃而上，站在已经站满人的踏板上。

十、弗罗·海默斯站在接待柜台前，正忙于算账。当她看到阿尔倍时，急忙向他走去。
弗罗·海默斯：警察在你房里等你。他们不让我在那椿可怕的事情之后整理房间。
阿尔倍向弗罗·海默斯耳语了几句后便匆匆向楼上跑去。他的房门开着。波安探长站在房中央，一个便衣侦探靠在窗旁。
波安：你早，罗森堡先生。我们在等你哩。能告诉我，你昨晚上哪儿了吗？
阿尔倍：在这房里我睡不好。
波安：这是可以看出的。不过，你已经向弗罗·海默斯交待。你去哪儿了？你上哪儿啦？
阿尔倍：同我嫂子在一起。
波安：她住霍尔德林大街35号，对吧？
阿尔倍：我想是的。
波安：想？
阿尔倍（紧张）：我想门牌是35号。
波安：好，现在你清楚啦。
阿尔倍：我要拿几件东西吗？
波安：对不起，还不必。
阿尔倍：噢！
说着，便坐下了。
波安：我必须请你同我们一起到验尸所去一趟，验证一个姑娘。
阿尔倍（惊惶）：必要吗？
波安（一本正经地）：我想我必须坚持。
阿尔倍：那好，这就走吧！
在验尸所，两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子陪他们乘两旁都有出口的大电梯下到七楼。波安又点燃了一支雪茄。他的伙伴始终缄默不语，他这时也拿出烟盒，取出一支香烟，点燃，侦探给阿尔倍一支烟，他拒绝了。
波安：在这儿，我建议你抽一支，有好处。
电梯到达底层。他们出了电梯，在一条长廊上走着。走廊漆成绿色，灯是淡黄色的。穿白大褂的男子打开一扇大铁门，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瓷砖房，房内有好几盏强光灯。房中央放着几张长木桌，桌边放着几副手套。墙边有几辆人推担架。每一个担架上都有一具尸体，用一块脏布蒙盖着。那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翻开一叠纸，默默地翻看。然后，其中的一个人便走到一张担架旁，对照、查看挂在死尸下肢上的一页纸，并且把担架推到房中央，掀开脏布单，露出裸尸。
波安：她是谁？
阿尔倍：葛莱特·霍夫。
波安：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阿尔倍：我哥哥雇佣了她。
波安：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阿尔倍：一个星期前。
波安：你哥哥同她关系好吧……
阿尔倍：我想是的。
波安：葛莱特·霍夫波奸污，她的脸部遭锐器毁坏，估计是用破瓶干的。死因：溺毙。
波安让两个男子盖上尸体，担架被推走，回到原地，接着又有一辆被推来，被单已掀开，这是一个男子，尸体已开始腐变。
波安：你认识此人吗？
阿尔倍（鼓起勇气）：不，我不认识。
波安：你肯定吗？
阿尔倍：肯定。
波安：好好想想，罗森堡先生。这很重要。
阿尔倍：他象一个人。
波安：谁？
阿尔倍（无可奈何地）：象我父亲。
波安：你还知道其他？
阿尔倍：这是我所能想起的，他象我五年前死去的父亲。
波安：这个人是被人用毒针刺入心脏后致死的。然后，又用某种液体注入左心室，这是一种毒药，使人在死前痛得要命，而这总是在数小时后才发作。这么说，你以前不认识这人啦？
阿尔倍摇头。
波安（对推车者）：把他推走。
两个穿白大褂的男子蒙盖好尸体就推走担架，但他们很快推来另一个并且又掀开蒙单。死者是一个中年妇女，面容凄惨，骨瘦如柴。
波安：你过去见过这妇女吗？
阿尔倍：见过。
波安：她是谁？
阿尔倍：我不认识。我见过她。
波安：在哪儿见的？
阿尔倍（苦恼地）：我想她是送报的吧。我常在弗罗·海姆斯公寓见到她。有一次，她还在我醉得糊涂时，送我回自己的房间哩。
波安：她叫玛丽亚·斯坦纳。
阿尔倍：这我就不知道了。
波安：她在自己的地下室中上吊自杀了，她原和丈夫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留下一份遗书，很怪，谁也看不懂，猜不透。她说，她怕死，她痛得要命。
阿尔倍注视波安。后者也冷静地回视他，然后抽了一口雪茄。
阿尔倍：我站不住了。
波安：请再站一会儿。
玛丽亚·斯坦纳的尸体已被推走，但是，又推来了另一个。这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青少年。胸部破裂，喉部被切到脊椎骨。黑眼珠睁大着，黑卷发沾满了血，前额被打碎。
波安：你见过这孩子吗？
阿尔倍：没有。
波安：他在布劳恩·埃塞尔打灯光，你在那儿见过他吗？
阿尔倍：没有。
波安：可笑！
阿尔倍：我只是见过他一、二次。
波安：他习惯站在入场处，负责打聚光灯，照亮演员，你一定见过他。
阿尔倍：对，（叹气）这有可能。
波安：他叫约瑟夫·比尔波姆。
阿尔倍不予回答。
波安：你肯定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看来，他是被一辆重型卡车撞死的。但是，也有迹象说明，他曾遭到毒打。
阿尔倍：你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些？
波安：上个月发生了七起奇怪的凶杀案，都在你家附近，罗森堡先生。
阿尔倍：当然，你们不是在怀疑我吧？
波安：请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我给你点兴奋剂。

十一、波安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这是一间狭小、简陋的房间，室内只有很少几件家具和破旧的窗帘，窗外是一个小庭院，院子的一边是一排带铁栏的窗户，探长脱去大衣和上装，换了一件两肘有补丁的外套。那个阴阳怪气的便衣警察坐在门旁的一把椅子上。
波安：罗森堡，你坐吧，来怀咖啡吗？当然，很难真正叫咖啡，不过，还可以喝。
他冲着房门叫人送三杯咖啡来，他坐在办公桌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坐到面对阿尔倍的一张椅子上，这就使他几乎可以碰到后者了。弗罗琳·杜斯特端着一个盘进来，盘中有三杯咖啡和放了几块点心的小竹篮。她问是留下还是在室外待命。波安让她等着，说如果需要，他会叫她的。她出去时，波安问她罗曼探长是否留下什么话。她说没有留下话。
波安：喝咖啡吧，罗森堡。
阿尔倍默默无言，他服从了。
波安：天啊，这儿真热，一天冻得你要死，另一天又热得连砖墙都可以烤熟鸡蛋。
阿尔倍依然默默无言。
波安：不太高兴吧，罗森堡？
阿尔倍还是不语。
波安：你能谈谈10月28日，星期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阿尔倍摇头。
波安：噢，你谈不出来。
阿尔倍：那天，我喝醉了。要是你问比如10月19日，星期五的活动，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喝醉了。有时，我早晨是醉的，有时一直醉到下午二点，不过，一般总是晚上。我就不知道，我晚上都干了什么，好象是一阵乱来吧。
波安：什么？
阿尔倍：同妓女过夜呗。都是赤条条的。你要知道我怎么能支付酒钱和嫖妓女的饯吗？好，告诉你，我原存着一笔钱。我们的马戏团很有名，收入不低。
波安：这些事你过去没有说过。
阿尔倍沉默。
波安：如果你的团有名，收入也不坏，名声又好，那为什么你一散场就喝得烂醉？
阿尔倍沉默不语。
波安：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阿尔倍：我酗酒。
说着，强露笑容。
波安：一个有名的空中飞人演员竟酗酒？别逗我了。
阿尔倍：看来，我在贵室不受欢迎吧。
波安又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翻着文件资料，他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又用笔涂划着什么。长时间的沉默。阿尔倍更加坐立不安，站起来踱步。
波安：你坐下，罗森堡。
阿尔倍（坐下）：你要我来这儿干什么？
波安：我想你也许可以帮助我解答七个人的死因。
阿尔倍：我怎么行？
波安：这谁知道？
阿尔倍：这又有什么用？
波安：罗森堡，这是什么意思？
阿尔倍：明天，洪荒临头，这灾难会把什么都冲掉。为什么还要费神去查这么几个人的死因。
波安：我会告诉你的，罗森堡。我是为我自己干的，我象你一样，这灾难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会降临。老百姓在挨饿。据说，马克与美元的比价是一美元等于五十亿马克。法国人已占领卢尔。我们刚好向胜利者赔偿了十亿金子。在每个见鬼的劳动场所，都有布尔什维克破坏者。在慕尼黑，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正准备带领成千名饥饿的士兵和身穿制服的疯子来一次政变。眼下，我们的政府是朝不保夕，今天不知道明天往哪儿转。明天或后天，灾难会打击我们，如果我们不被烧死，那么也会倒在血泊中。每个人都怕，我也在内，我怕得连连失眠。除了这种恐惧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在起作用。星期五，我去斯坦汀看我的母亲，她已年高八十，但已经没有时刻表了。火车有，但没有时刻表。罗森堡，你想想，一个没有时刻表的德国。因此，波安探长在自身的恐惧和别人的恐怖中做什么？波安探长在等待工作。他企图在绝望的混乱中制造一块讲秩序和理性的角落。罗森堡，他并不是孤独无援的。在全德国，成千上万同他一样惊惶害怕、无足轻重的人物同他想得完全一样。我一小时一小时地自认世界是正常的。上午八点一刻，我便端坐在办公桌前，向一个名叫弗罗琳·杜斯特的女人口授一封无聊的信件，她也知道信是无聊的，她也知道没有人会去看，根据规律，这封信甚至打字打不到五页，她本人和那几页纸都要送进火焰中。你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这也是好事，罗森堡，虽然我比较乐意看到你和你的伙伴在空中晃荡，因为这也是一种战胜恐惧的方法，而且更有效。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调查某些在我看来是滑稽可笑，而不是阴森可怖的事情，现在我不得不请你安静几分钟，等我写个条子给罗曼探长，他也在管一件同样龌龊的案件。几分钟后，我们再谈，罗森堡，要不了多久的。
阿尔倍：你怀疑我什么？
波安用他的尖笔书写。
阿尔倍：我要请律师吗？
波安（边写）：这是谈话，不是审讯。
阿尔倍：你谈到我以外的事情了。
波安写条，不置可否。
阿尔倍：你想吓倒我。
波安继续书写。
阿尔倍：回答，我的天！
波安：喝你的咖啡，别说话。
阿尔倍更恼火了。他端起咖啡，又放下，他在大衣口袋中找烟，但没有找到。
阿尔倍：我需要吸烟。
波安书写。
阿尔倍：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吓唬我了。你这样做，因为我是犹太人。
波安抬头看他一眼，微笑。
阿尔倍突然叫了起来。这一切都是突然而来的。他提高嗓音喊叫，安静了一小会儿，然后，又用手盖住脸。他又尖叫一声，然后冲向大门。便衣警察挡住了他，并且把他推向墙边。波安走到他面前，扇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坐下。阿尔倍又冲向房门，把警察打倒在地，猛力开门。在室外也就出现了一片混乱：弗罗琳·杜斯特叫了起来，三个警察从办公桌前冲向阿尔倍；阿尔倍则越过接待拒，向通道跑去，但一扇铁栅门把他挡住了。追捕他的人终于抓住了他，有人用扫帚打他的头部。他象一个疯子那样在搏斗。但终于在重殴下倒在地，绝望地叫了一声，不动了。又有人殴打他，强制他，不让他喊叫，他勉强站起，蹒跚地走了几步，但是，有人终于又把他打倒在地，并且把他翻过身，捆绑了他的手脚。
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躺在一间牢房中的木凳上，牢房的一面墙全是铁栏。他坐了起来，但是，又歪倒了。他的头疼得厉害，当他试着走向水管时，他摇摇晃晃，完全失去了平衡。他强制自己打开水笼头。水管丝丝响着，但就是不出水。
一个看守站在铁栏的另一方，冷眼看着他。阿尔倍想告诉他，他需要水。看守用德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摇头。阿尔倍想再说，但是，由于刚才的嘶叫，嗓子已哑，他只能细语。看守还是摇头，而且走开了。

十二、傍晚，有人打开牢门，看守用德语通知阿尔倍：有人来探访他。阿尔倍不懂得他的话，看守便要他随自己走。
两人走进一间房屋，这屋内的墙上方有装有铁栏的窗户，房中央是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对放着。
玛虞埃拉来了。她跑到阿尔倍面前，但是看守强制她坐下。一个女警察坐在门后的右侧。
女警察：我在这儿，是因为我会英语。如果你们讲或做什么不妥的事情，我就马上中断你们的谈话，让罗森堡先生回牢房，你们可以抽烟，谈话十分钟。
玛虞埃拉：你受伤了。
阿尔倍：没有什么。
玛虞埃拉：我同波安探长谈了。他很好，也很体谅人。
阿尔倍：是啊！
玛虞埃拉：他说，他要帮助你。
阿尔倍注视着她。
玛虞埃拉：他说，是你先打人的。他还说，你当时简直象疯了一样。
阿尔倍：你怎么啦？
玛虞埃拉：我？
阿尔倍：你样子真滑稽。
玛虞埃拉：是吗？怎么啦？
阿尔倍：你就象在发烧似的。
玛虞埃拉：是吗？
说着，便取出一面小镜子，仔细地观看。然后，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并且梳理自己的头发。
阿尔倍：你的眼睛也很怪。
玛虞埃拉，我这是急的。
阿尔倍：急什么？
玛虞埃拉：我的存款被人偷了。
阿尔倍：是吗？
玛虞埃拉：我想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吧？
阿尔倍：我不知道你有存款。
玛虞埃拉：不管怎么说，钱丟了。
阿尔倍：幸好，马克思的钱由我保管着。
玛虞埃拉：可就是这钱！
阿尔倍：什么？
玛虞埃拉：波安探长告诉我，他们搜查你的时俟，发现了这钱。有美元，这是不合法的，你不知道？
阿尔倍：不知道。
玛虞埃拉：波安问我，马克思是怎么弄到这笔钱的。
阿尔倍：是吗？
玛虞埃拉：我说，这是我们的积蓄，我们的马戏团到过瑞士，好几个演员在到德国前把他们的工资都换成了美元。
阿尔倍：你认为是谁偷了这钱？
玛虞埃拉：你说什么？
阿尔倍：玛虞埃拉！
玛虞埃拉：怎么啦？
阿尔倍：你没有在听我讲话。
玛虞埃拉：就是一小会儿。
她坐下，紧闭双眼。她的前额和双颊都因为发烧而通红，她的上唇也出现了小泡，并且开始破了。
阿尔倍：你病了（对女警）她病了。
女警站起，走到玛虞埃拉面前。她要看守去取杯水来，并且问玛虞埃拉，她是否病了，要躺下。玛虞埃拉摇头，双眼继续紧闭着。
看守拿了一杯水来。玛虞埃拉喝了一点。她的神色慢慢好转，眼睛也睁开了。有一段时间，就象她根本不知道她在何处一样。她终于清醒了，带着歉意微笑。
玛虞埃拉：谢谢，我没什么，好多了。我只是一天没有吃饭，心里又焦急。
她说着把手掌摊放在桌上并且仔细地察看了一会儿。
女警：我提醒你们只剩两分钟了。
阿尔倍：玛虞埃拉？
玛虞埃拉：怎么，罗森堡先生？
阿尔倍：你今天怎么啦？
玛虞埃拉：我上办事处去了，后来就回家，准备同你一起吃晚饭。我从我熟悉的卖肉的人那里弄到一块肉。我等你的时侯，波安来了，坐了起码半小时。后来，我又去夜总会，把我向艾尔莎借的衣服还给她。最后，我就坐电车来这儿。
阿尔倍：那办事处……
玛虞埃拉：对，又怎么啦？
阿尔倍：是做进出口生意还是替教会干什么的？或者两者都不是。
玛虞埃拉：早晨，我在一家妓院工作。据我知道，这里并不禁止。我告诉你，这是一家有名的妓院，去的人都是外交官、经理和有名的艺术家，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知道吗？（凄笑）笨蛋。
房门开了，进来的是波安探长。他有礼貌地向玛虞埃拉致意，又向阿尔倍点头，然后坐在桌旁，摆弄自己的双手，长时间沉默不语。
波安：罗森堡，我设法让你出去，尽管你打了我和我的同事。我的天，你那几下子。当然，你是杂技演员嘛。（间歇）我说了，我会设法让你出去，你也不必担心会出现什么不愉快的结论。我们谈了，我们的意见是，你的神经不健全。这就够了。
波安清了清嗓子，注视着窗外。外面天已黑了。然后，他咄咄逼人地凝视他。
阿尔倍：你看什么？
波安：我不是看，我是在想。
阿尔倍：噢！
波安：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告诉你，我在想什么，但我想，我会让你出去的。
阿尔倍：随你便吧！
波安：那现在我们就告别吧。
阿尔倍：再见。
波安：警察会告诉你，上哪儿去取你的东西。你哥哥的美元，我们得留一段时间，当然我们给你收据。日安，罗森堡先生。再见，弗罗女士。

十三、同一天下午五时半。
破旧的、嘎啦直响的电车挤得满满的：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手拉吊环，这些人都是下班回家的。车灯在摇晃，在车厢的暗处，那些随车摇荡的人脸色苍白、疲惫，就象木偶一样。
阿尔倍和玛虞埃拉默默地坐在车廂前面的一个角落里。他们显得很疲惫。阿尔倍握着玛成埃拉的手。他们刚买完车票，取出一张打孔的黄色小卡。
突然，在车厢的深处，出现一阵骚动。一个男子站在座位上，他肥胖，由于激动，脸色绯红。有人想把他拉下来，其余的人则在看热闹。
男子（喊叫）：你们可以看看这份材料，希特勒是怎么对人说的：“我们的运动创造的时间终于来到了。这是我们长期斗争以后获得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胜利地开始拯救德国。我们的运动的宗旨就是给予最需要的人以最大的援助。现在，全民族正恐惧地警惕着赤色分子和肮脏的犹太怪蛇，我们的运动也要去拯救我们的民族。”
有人殴打男子，以让他闭嘴。电车突然刹车，那男子失去平衡，便倒在人群中。有人嘲笑，有人喊叫，有人抗议。
阿尔倍：他说什么？
玛虞埃拉：他念了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刚讲过的话。希特勒说，时间敲响了，每个心惊胆战的人都将获救，说他和他的运动将要拯救他们。

十四、室内壁炉的炉火正旺。玛虞埃拉和阿尔倍点燃了两支蜡烛。他们刚吃完饭，喝完酒，但还坐在桌旁。带着大喇叭的留声机正在放一首著名的探戈曲。两人各抽一支小雪茄。咖啡很热，而且是真咖啡。
玛虞埃拉：你还记得我们滞留在大马士革的事吗，马克思和我都得了黄疸病？
阿尔倍：又怎么啦？
玛虞埃拉：我们都动弹不得。
阿尔倍：对，这我记得。
玛虞埃拉：那时马克思在干什么？
阿尔倍：没有干什么。难道他干了特别的事情？
玛虞埃尔：我正要做马克思做过的事情。你划两栏。在一栏的上方，你注上“好事”；另一栏的上方则注上“坏事”。让我们从坏事开始。然后，我们再考虑好事。你想一想。别尽坐在一边冷嘲热讽。来吧，阿尔倍。坏事有什么？很多。我们不再在马戏团。马克思也死了。有人偷了我们的钱。你穷，尽管你并不十分清楚其原因。现在是十一月。要是付了房租，我们就不够吃饭了。要是吃得象样点，我们又付不起房祖。还有什么坏事？人都以为一切都无指望。这是令人注目的，人都害怕被杀，害怕孩子被杀，女人又怕被人奸杀。这一切都属于“坏事”栏。现在想“好事”栏。我和你能生活在一起，这是好事，还有，我们提前付了十一月份的房租。这很好。我们从那个商人那里弄到较多木柴，这样，我们就不冷了。这也是好事。我有了一份差事，这是最好的好事。既然房租已付，我们就可以安顺地住到十一月底了。还有什么好事？（间歇）也许他，就是那个人人在谈论的希特勒属于好事，尽管，他不象你，因为你是犹太人。不行，我们还是把希特勒勾出“好事”栏。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付犹太人。
阿尔倍：我告诉你为什么吧，犹太人控制着金钱。他们把普通人的钱骗到自己手中。在全世界，他们总凑在一起，把普通人的劳动所得全部收集起来。一旦犹太人掌握了所有的钱，犹太人也就成了老板，所有的普通人也就成了犹太人的奴隶。普通的、善良的、老实的人就要受犹太人的折磨。最后，这些普通人由于绝望而疯狂，并且开始憎恨犹太人，这不是很自然吗？第二是普通人眼盯着犹太人，他要杀死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我也能这样看，可我自己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毒药，是魔鬼，是瘟疫，必须予以消失。在你刚才写的“坏事”栏里，你可以加上：柏林挤满了犹太人，男女老少，比比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其他一些事，玛虞埃拉，这些事你是不明白的。那儿的弗罗·霍尔就是犹太人。她可以通过我的目光，看出我孤立无援，没有工作，没有好机会，她可以通过我的眼睛，告诉你，我感到害怕。她也知道，我口袋里有美元，鬼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她骗出我的美元，为此，我就恨她，心想，“你这个陀背的犹太狗仔子，我可以杀了你。”每次，她总说你长得小巧、人也好，说得那么娓娓动听，她会说，说你面临危险。然后她就吓唬我，目的是她要控制你，而我则往来于她与你之间。她用高的房租来敲我的竹杠，而我却活像一个傻瓜那样活着，我们都是犹太人，但却彼此仇恨，彼此剝削，明天，也许有人会来干掉我们两人，也有人为此而鼓掌叫好，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带有犯罪感的犹太人。也许我是蛀虫，也许我就是一个见鬼的畸形人。也许我们被指责的事情是确实的。在这下面，有一个魔鬼似的聚光灯在发信号，使我难以为自己辩护。但我却要上去，到那个愚蠢透顶的德国警察面前说：“请你揍我，踢我，罚我，必要时也可以杀我。但是，你还是罚我好，这样，我就依然活在恐惧中，让我继续日夜不宁。重重殴打我，这样就可以伤我。只要不是伤得我半死，我就会挣着活下去的。”你说，当我讲这番话时，我就活象一个必然会坏成那样的犹太人。

十五、11月5日。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半。
车库般的夜总会顾客盈门，人们大多挤在墙边，有人甚至爬上了酒吧的柜台。这儿闷热，空气混浊，烟雾弥漫。
什么都静止了。乐队用提琴和钢琴演奏转一首悲惨的乐曲，舞台上是一出性感的表演：两个瘦高的演员在只用红蓝两色脚灯照明的舞台的暗处表演着。两人中，一个穿得象个男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妇女。他们的人体动作都在暗处出现，这时，两人彼此说着下流话，或者怪声喊叫。他们的动作变得愈来愈狂热了。……最后，两人得意地尖叫，脚灯骤然熄灭，帷幕猛地落下，乐师们使劲吹着小喇叭，两个演员也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出现在舞台前。他们又立即“改换性别”，也就是说，女演员饰男角，男演员扮女角，观众大笑，有人鼓掌，有人则因不满而怪声尖叫。一个瘦高的男子在暗红的光线中向前走来，并且唱着歌，歌词大意是生活是美好的，爱情是美丽的，不过哪儿都不如家好！
男女侍者在前一个节目演出过程中都避到后台，如今又出来，往返于餐桌间，招待顾客。阿尔倍匆匆走向后台的门。他没醉。
灯光熄灭了。有一小段时间，一片漆黑。经理急忙出来要求观众保持安静，坐在座位上。一支支蜡烛象星星之火出现在室内，观众的笑谈声又出现了。演员也立即重回舞台，手持蜡烛，重复他的歌词，接着又讲下流笑话，一个比一个不堪入耳。他的助手在自己的秃顶脑袋上放了一支蜡烛，不时打断他的话，并且对观众说，酒巴间的姑娘要他们干什么他们都答允，于是，众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
后台的通道几乎是一片漆黑。阿尔倍正向玛虞埃拉的小化妆室走去。他先敲门，但是，不等回答声，就闯了进去。房内只有一支蜡烛作照明。
玛虞埃拉穿着唱歌时的服装站在墙边。一个男子从化装桌旁的一张椅子上站了起来。尽管他的脸部处于阴影中，阿尔倍还是很快认出他是谁。
汉斯：我听说你哥哥去世了。
阿尔倍：你来干什么？
汉斯（微笑）：我来看望玛虞埃拉。我希望你不反对，事实上，我常来。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有时不免有点寂寞，何况我离这儿只有五分钟的路。我刚才还说，玛虞埃拉和你哪天晚上到我那儿喝一点并稍微吃一点。
玛虞埃拉：我愿意。
阿尔倍：你见鬼去吧。
汉斯：我不想多打扰了。
汉斯几乎是带着一种温顺而稍含歉意的声调说这番话的。他同玛虞埃拉握手并且躬身致意，然后，面带笑容转向阿尔倍。阿尔倍故意转过身去，他遗憾地耸了耸肩，再向玛虞埃拉点头，最后离去。
阿尔倍：你有烟吗？
玛虞埃拉：在桌上。
阿尔倍点燃了一支烟后，就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坐下。

十六、阿尔倍和玛虞埃拉凌晨两点左右才回家。两人踮着脚穿过公寓的门厅。公寓内弗罗·霍尔的房间还亮着灯。
弗罗·霍尔：是谁啊？
玛虞埃拉：是我，玛虞埃拉。
弗罗·霍尔：我有事找你。
玛虞埃拉：还有罗森堡先生。
弗罗·霍尔：玛虞埃拉，进来一会儿，玛虞诶拉。
玛虞埃拉：弗罗·霍尔，我太累了，我们是不是明天回来吃晚饭时再谈？
弗罗·霍尔：我现在就想找你谈。
玛虞埃拉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后进入弗罗·霍尔的房间。阿尔倍站在门外，他可以看到玛虞埃拉就站在弗罗·霍尔的床边。
弗罗·霍尔：我背疼，睡不着。我很担心。
玛虞埃拉：有与我有关的事吗？
弗罗·霍尔：你过去可没问过我，玛虞埃拉。
玛虞埃拉：我累死了，我怕是着凉了，我想去睡觉。
弗罗·霍尔：是关于罗森堡先生的。
玛虞埃拉：是吗？
弗罗·霍尔：我不愿意他住在我这儿，看来他是既不通人情又傲慢。还有，当局不会同意我让一对未婚男女同住一屋的。我改变主意了。罗森堡先生明天就得搬走。
玛虞埃拉：可他付了房租啦。
弗罗·霍尔，钱在这儿。我换成马克了。收美元是不合法的。玛虞埃拉，你是应该知道的。
玛虞埃拉：要是罗森堡先生走，我也走。
弗尔·霍尔，这就随你便了。
玛虞埃拉：我们明天就走。
弗罗·霍尔：玛虞埃拉，你就不必这么急了。
玛虞埃拉（抽泣）；你太可恶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巫婆。
她说着就朝房门外冲去，投入阿尔倍的怀抱。阿尔倍紧紧抱住她，她大声哭泣。
弗罗·霍尔（叫）：玛虞埃拉！
玛虞埃拉：你见鬼去吧！
玛虞埃拉和阿尔倍进入自己的房间。玛虞埃拉把钱包和放着钱的纸袋扔在桌上，接着就来回踱步。阿尔倍坐在椅子上两手拿着帽子。玛虞埃拉突然指着饭后还没有收拾的桌子大笑起来：桌上杯盘狼藉。
玛虞埃拉：我认为“好事”栏中应勾去一个。
阿尔倍起身，他并没有去回答玛虞埃拉，而是开始收拾杯盘。玛虞埃拉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拦住他，然后张开双臂，扑到他怀中，并让阿尔倍拥抱她。
玛虞埃拉：我们想办法。
阿尔倍保持沉默。
玛虞埃拉：只要我们相依为命。
阿尔倍：汉斯·凡尔杰罗斯到你化妆室干什么？
玛虞埃拉（惨笑）：你嫉妒了？
阿尔倍：你同他睡过觉啦？
玛虞诶拉：睡了。
阿尔倍：常睡？
玛虞埃拉（不悦地）：别这么坏，阿尔倍。
阿尔倍：我要知道。
玛虞埃拉：我想，我同他睡了三次，或者是四次吧。我不知道。
阿尔倍：他给你钱啦？
玛虞埃拉：没有。对，让我想想，他只给了一次。
阿尔倍：为什么他只给你一次？
玛虞埃拉：我不知道。
阿尔倍：我要知道。
玛虞埃拉：也许是我同情他吧。
阿尔倍：你爱他吗？
玛虞埃拉：我不知道。
阿尔倍：你不知道？
玛虞埃拉：我不知道。我喜欢他。也许他需要一点温柔和善意吧。
阿尔倍：噢，就是这个？
玛虞埃拉：阿尔倍，善良一点。我们俩需要彼此体贴。
阿尔倍没有答理她。两人开始解衣，不顾整个房间又乱又脏，躺在一只狭小的长沙发上。玛虞埃拉关灯。
阿尔倍：你身上发烫。你必定在发烧。
玛虞埃拉：要是我能睡好，就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很少生病。

十七、码头边的河水已结成一层薄冰。冰很快就碎了，并且被污浊的河水冲走。在寒风中，陈旧、破落的建筑似乎在格格发响，房内毫无暧气，住满了各种人，有人还在昏睡，有人已经苏醒，有人在喊，有人在抖，有人则在焦虑不安中。铁栅栏、工厂、教堂、火车站、学校，无尽头的街道，各种建筑物和坟墓都在凄凉的寒风中颤抖。
警察施华滋和奥巴哈正在勃拉登堡门附近值班、巡逻。他们发现凯旋门脚下有一个奇怪的黑色物体。两人便穿过宽广的柏油马路，来到物体前。他们发现原来是一个人蜷缩着坐在喷泉脚下。他们打亮手电筒，发现此人竟无脑袋。

十八、11月6日。星期二，报纸上充满让人恐惧的消息和谣传。政府似乎已毫无控制局势的能力，极端主义政党之间的冲突似难避免。就在这一天早晨，柏林已无牛奶供应。由于无物可售，许多食品店便关门了。德国马克事实上已不存在。币值是以重量来衡量了，谁也不去注意纸币的票面价值。
尽管如此，工厂的汽笛在响，电车和火车在凄风苦雨中缓慢行驶。家庭主妇洗刷楼板和空空的食物柜，警察在自己的管区内巡逻，商人做买卖，妓女拉客，演员排演，交响乐队排练，掘墓人挖土，士兵训练，医生疗断……
同一天早晨，玛虞埃拉睡过了头。闹钟已经响过，这回，她急了，她站着喝了一杯热咖啡，披上冬季大衣，亲了一下阿尔倍的面颊，对他说，她下午2点回来吃饭。
阿尔倍喑随着她。他看到她在马路上，在雨中奔跑，消失在马路转弯处。他尾随着她，转入“十一月大街”，很快，他又看到了她。她穿过马路，进入一座小公园；公园中有一座红砖砌的小教堂，教堂四周是黑色的秃枝榆树。
阿尔倍随她进入教堂。她跪在祭坛前。早祷正在进行，有一、二个人正在悄悄谈话，一个不断咳嗽的牧师，在两个睡眼惺忪的唱诗班儿童的陪伴下正在主持仪式。教堂冷得犹如墓穴，一支支点了一半的祭炷正在祭坛的高台上摇曳。
晨祷结束后，牧师匆匆进入教堂的法衣室，但是，没有关门。两个唱诗班儿童吵嚷着跑出大厅，他们的笑声在回荡。正在脱法衣的牧师走到门前，叫他们不要喧哗。然后又回到室内，玛虞埃拉同他讲了几句话，牧师回答。他穿上一件黑色外衣和靴子。玛虞埃拉又冷静地同他说了几句，他自己检查衣着，然后走向室内深处。
阿尔倍躲在半明半暗的廊柱后面，他可以看到法衣室，这是一间朴质的房间，四周墙边有高高的碗柜，和一扇装有铁栏的弧形窗户。房中央是一张旧桌。牧师刚好坐下，背靠椅子。玛虞埃拉站在桌子的另一边。阿尔倍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在天花板四盏无罩灯泡的照耀下的面容。她稍带前倾地站着，眼睛低视，她脸色灰白，这时，她在摇头，牧师一边咳嗽，一边擦鼻子。
玛虞埃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打扰你。我过去很少注意上帝，而我也并不认为上帝关心过我。我从未上过教堂。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是否是基督徒，我的父亲自称是无神论者，我和他的信仰一致，不。
她又有点反悔，她紧握双手，抬眼，注视着牧师，然后又摇头。
玛虞坎拉：我叫玛虞埃拉。我的父亲是个魔术师，我已多年未见他，我母亲是马戏团的马术演员。我是在马戏团里长大的，我的亡夫也是个马戏演员（抽泣）。对不起，我哭了，但是我好象得了流感，我感到头晕，我很怪，常常是毫无原因就哭。不。我不是一个腼腆的人，我总想过好日子。你想想，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生活是好的，还是坏的。
牧师一言不发。他蜷缩在他那件宽大的大衣中不时咳嗽，玛虞埃拉不安地看着四周，好象她已经不再有勇气似的。
玛虞埃拉：也许来打扰你是错的。不过，我必须同理解我的人谈谈。上星期，由于我太难过了，因此，我便来做礼拜。后来，我听说，尽管你取了个德国名字，但你是美国人?

在伯格曼卷帙浩繁的电影中，《蛇蛋》是一部比较奇怪的：拍摄地在德国，语言是英语，男主角来自英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个片子没有打上太多老伯电影的烙印，人物没有立起来，环境和布景喧宾夺主。正处于黄金时期的伯格曼会拍出这么一部缺乏个人风格而且剧本散漫的电影着实让人感到奇怪。老伯在回忆录里面也坦然的承认《蛇
蛋》是一部失败之作。当时就在影片剧本刚刚完成是，他受到逃税罪名的指控，几个月后他远走西德，在西德完成该片（《伯格曼论电影》里面有对这件事的详尽描述）。当时他的想法是“我幻想自己可以运用一个未成气候的情况，迫不及待的派遣自己的创造力前来救援，以为他是万能的...”

于是就诞生了这部结构零散、基调灰暗的片子。老伯认为造成《蛇蛋》一败涂地的原因在于偷窥狂主题和表演者的故事完全不搭调。我部分认同他的总结。晚期伯格曼的影片里面鲜见社会崩溃造成人的道德意识败落的主题，更多的是来自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塌陷，或来自信仰的崩塌，或来自爱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个体主义式的诘问去铺开法斯宾
德式的变形记题材，确实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过分膨胀的自信碰上了不安、急促的创作环境，其后果就是一部庞大而凌乱的作品。部分延续了《沉默》的主题，但是一旦落到实处，出来的效果就是毛骨悚然而失却了神秘主义的色彩。结尾都是十分的有力，人体实验的黑白默片让电影的主题得以挽救，但是这部电影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其服装、布景等细节之处。黑白时代的伯格曼无暇顾及纯粹影像外的气场，进入彩色时代后，更确切的说，是《呼喊与细语》后，这些细节的刻画进一步为老伯的电影平添魅力。但是正如老伯自评所言：“如果你纯粹以电影艺术的观点来看《蛇蛋》，就会发现它具有完美的整体感。整部电影没有一刻是懈怠的，反而显得过度兴奋，就好象吞服了大量的类固醇一样。”

《蛇蛋》被认为是伯格曼的一部“黑色电影”。相比伯格曼之前的作品，它呈现了很多独特的风格，创下了很多新鲜的“第一次”，尽管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之作，但也有人欣赏这次奇异的冒险。

噩耗将至

1977年，虽然伯格曼有做《夏天天堂》的制片，也有为《小夜曲》编剧，但就跟上一年一样，他只执导了一部电影，那就是《蛇蛋》，又名《噩耗》。

电影主要讲述马戏团杂技演员亚伯·罗森伯格(大卫·卡拉丁饰)夜夜以酒消愁，亲兄弟兼拍档自杀身亡后，他去寻求曾经的弟妹曼妞拉·博格曼(丽芙·乌曼饰)帮忙，然而对方同样穷困潦倒。而后他在相识已久的汉斯·维吉斯教授(海因茨·贝能特饰)手下得到一份实验室的差事，未料对方竟然在从事活体实验，而曼妞拉最终走上绝路与此息息相关，亚伯兄弟的自杀同样如此。待亚伯向警方揭露后，罪魁祸首也自行了断了。

《蛇蛋》这个标题，取自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又名《英雄凯撒》)第一场第二幕。罗马政治家勃鲁托斯有一段对白：“蝮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所以步行的人必须刻刻提防……为了怕他(凯撒)有这一天，必须早一点防备。既然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就得这样说：照他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些权力，一定会引起这样这样的后患；我们应当把他当作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

这段对白正好呼应了电影本身的隐喻，那就是希特勒这一逐渐走近的恶魔，将带来世界性的恐慌。就像是汉斯·维吉斯向亚伯·罗森伯格解释德国社会与政治即将到来的变化时说，“这就像是一个蛇蛋。通过这层薄膜，你能清晰地看到当中已然成行的爬行动物”。而亚伯无意中闯入的实验室，同样是这一层薄膜。

一个从整体环境到个体的噩耗，始终在酝酿着。眼睁睁地看着它发育健全，却无能为力。这也是《蛇蛋》当中的角色正在经历的现状。如同亚伯·罗森伯格所说：“我从一个噩梦中醒来，却发现现实世界更加糟糕。”

电影的背景，恰是1923年11月3日开始的一周，那段时间里，希特勒企图在慕尼黑发动法西斯未遂，史称“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在半个世纪后，伯格曼打量起这段前纳粹时期的故事。而他的灵感，得益于弗里茨·朗的《M就是凶手》(1931)和约瑟夫·冯·斯登堡的《蓝天使》(1930)。后来，《蛇蛋》被视为对德国表现主义的致敬，虽然一般而言，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都是黑白片，而伯格曼这些年拍的净是彩色片了。

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伯格曼因为税务案，已在焦虑、愤怒、羞愧、恐惧中，离开了瑞典。他一开始去了巴黎，但并不喜欢，于是又去了西德，还签下一份合约，即在那里拍摄这部英语剧情片。

之前伯格曼电影阵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瑞典人，或者说，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到了《蛇蛋》，阵容就很国际化了。不过，除了长期拍档的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主演当中，还是有唯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丽芙·乌曼。她一直都是伯格曼最重要的御用演员之一，二人前后总共合作了十部作品，《蛇蛋》之后，还会有两部。而这次她的片酬，也是主演中最高的，其次才分别是大卫·卡拉丁和杰特·弗罗比。此外，她扮演的曼妞拉不仅姓氏是博格曼(Bergmann)，与伯格曼(Bergman)近乎一样，在片头她还透露自己住在“Bergmanstrasse”，而那是“伯格曼街”的德语表达，可见博格曼对此人此角的重视。

至于片中男主角，在选择上经历了不少坎坷。伯格曼先去美国找到达斯汀·霍夫曼，他仔细研究过剧本，也提出各种分析，只是当伯格曼再三催促，他觉得自己并非恰当人选，但离开前，表达跟伯格曼合作应该会很愉快。伯格曼只能转而寻求罗伯特·雷德福的加盟，可是对方对扮演表演马戏的犹太人并不自信。彼得·法尔克也不行，而那是因为合约谈不拢。好不容易，理查德·哈里斯答应下来，拍摄进度也由此延迟三个月，可惜身在慕尼黑的伯格曼却等来哈里斯染上肺炎的消息。而终于，伯格曼听到了大卫·卡拉丁的名字，其主演的《奔向光荣》(1976)，也助了一把力。

拍摄开始后，伯格曼看重大卫·卡拉丁的看法。比如，他曾打算用镜头呈现杀马过程，以此展现1923年德国人民在魏玛共和国通货膨胀危机中的绝望。但是大卫·卡拉丁提出异议，说是假如伯格曼如斯炮制，他将辞演。对此，伯格曼作出妥协，最终只在电影中呈现一具马尸，并让一位穷困潦倒的妇女向亚伯呈上它的内脏。

与伯格曼以往的电影相比，《蛇蛋》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首先，这是伯格曼唯一一部由好莱坞投资却不在好莱坞拍摄的影片，也是他截至当前预算最高的一部电影，而且，光是阵容就空前庞大。其次，《蛇蛋》相较于伯格曼之前的电影，演员特写镜头用得少了，但中景镜头则用得更多。另外，《蛇蛋》是伯格曼唯二在西德拍摄的电影，另一部则是1980年的《傀儡生活》。再者，这部电影只用英语拍摄，这是伯格曼唯一一次的尝试。哪怕在1971年拍摄《接触》时，那也还是有部分瑞典语，而《婚姻生活》，也只是制作了英语译制版而已。《综艺》当年倒是犯过一个错误，误以为《蛇蛋》就是伯格曼的第一部英语片，事实上，《接触》才是，而《蛇蛋》是第一部不掺杂瑞典语的英语片。

大卫·卡拉丁曾在2004年的纪录片《远离家园》(暂译)中透露，《蛇蛋》是伯格曼收入最高的欧洲电影。但更准确的时间段应该是在推出《芬妮与亚历山大》的1982年之前，这部为伯格曼赢下第56届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大奖的电影在欧洲院线的表现更为亮眼。

但不管怎样，《蛇蛋》在口碑上以及票房上，都还是失败了。伯格曼对这部电影，也做出同样的评价。之所以如此，“应归咎于我将那个城市命名为‘柏林’，并把时间定在20年代”，导致他“冒险闯入了一个没有人认得，连我自己也不认得的柏林”。在《伯格曼论电影》中，他说，“整部电影没有一刻是懒怠的，反而显得过度兴奋，就好像吞食了大量的类固醇一般。可惜它充沛的生命力只是一种表象，其中却包藏着失败。”

不过，也恰有人喜欢这电影的陌生、混乱以及伯格曼自己认可的“布景、服装及角色分配上的苦心”。

（连载于《看电影》）

主要参考来源：
《魔灯：伯格曼自传》
《伯格曼论电影》
《英格玛·伯格曼》
Google、Wiki
IMDb、豆瓣、时光等电影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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