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2019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法兰西万岁！”，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

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

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

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

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

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

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

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

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

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

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历史图片

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1，反犹历史早的很？！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的德皇！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第十八段）

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监禁中的德雷福斯

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2，到底电影和导演如何评价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

补充：

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

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

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