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

《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

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

撰文 | 李静

《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

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

伪善or止恶？

《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

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

议题二关注精神病患

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

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

议题三光明的尾巴

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

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

或许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

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

《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静；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

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

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

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母亲，成为一条暗线，将几方牵连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去年暑假，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意犹未尽，即便高开低走，软硬伤皆有，但在华人圈中能有这么一部所谓披着科幻外衣却鞭辟入里探讨华人家庭教育的作品出现，聊胜于无。

今年早早，又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现在可能还鲜为人知但目测厚积薄发的类型作品，不得不怀揣着几分思绪，提笔。

得益于网易云第一时间的新歌推荐，yoga的《别让我走远》借着其慵懒但不失深刻的声线一下洞穿了耳膜，再细细琢磨歌词，顺藤摸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了看简介，看了看演员，看了看预告，直觉告诉我：正点。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源于现实。

受害者是否也会转变为加害者？加害者是否也曾是受害者？我又想到了于欢案。

一个是前不久西南某地的学生食堂问题从发生到戏剧化的逆转，一个是沿海某省份发生了爆炸，据说前去拍摄的某媒体的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受到干扰，还有一个能明说，就是隔壁家由李胜利牵扯出的巨大丑闻。三者的交集其实很简单：真相。

恰好今天又看了讲述韩国高层干涉新闻的纪录片《共犯者们》，一向自诩还残留少年正义感的我颇有感触。

前两集的铺垫恰到好处，一条主线，几方人物逐一登场，而战场则正是最需要真相的新闻行业和律师律师行业。

看过颇多也非常钟情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影视剧作品，不亚于最最直接揭露真相的刑侦类。但相比于后者，前两者则反而才是现实中与我们最贴近的行业。到现在还记得《聚焦》的面对多方压力不动如山的豪迈，还记得《匹诺曹》中的那段话：

真相就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四处，从来不肯让我们看到它完整的面目。当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是真相的时候，真相会向我们发出琐碎又细微的信号，那就是怀疑。于看似完美的真相，并不相称的细微碎片，怀疑。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正的真相就会隐身消失，眼前看见的，不一定是事件的全部。

故事的肇始可能颇具日系同类作品风格，但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愫，或许是因为明显的语言，或许是因为暗藏的伦理，毕竟，蓝绿那边再怎么折腾，同宗同族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弦更张的。

可惜的是，不像耐飞那种财大气粗动不动就一口气全部放出，周播两集又让我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甘，但好货不怕晚，细水长流，慢慢品味，来日再叙。

说回来，点点题，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坏吗？想了想最近爆红的流浪大师被一群来自大江南北，张牙舞爪的网红前扑后拥地消费，而上面提到的两件新闻却会因为多方阻碍和我们七秒钟的关注和记忆而销声匿迹，那我不得不挪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也不惮以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人。

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摇晃在你灵魂两侧的两个小天使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更高？

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简单点说，正如我的短评所说： 所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更或者说一念之间，就是“恶”沉默的帮凶。

3.4集观感

世上最让人无法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那人心的裂痕是否还能透露阳光？

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关注这部剧，也满足了我的初心。

加入的线索也逐渐增多，就不一一展开。

其中有两条，比较留意。一个是宋乔安夫妇因为女儿“涉嫌”早恋问题被叫家长，我想表达的不是关于早恋，而是父母。想必很早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丰，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乃至排斥。这句话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站得住脚，但根本上混淆了一个是非问题，真正影响孩子，真正能教育孩子的是谁？

家长。毋庸置疑。老师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是授业，至于传道解惑，也是在更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更高阶的责任。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授业是法律，是底线。而传道解惑则是道德，是拔高。此处为了减少给杠精不必要的杠素，不再赘言。但我觉得，但凡能独立思考能慎独的人不太会否定我的观点。

我更偏向于把insight翻译成：觉解

第二条，加入了精神科医生和更详细的关于精神鉴定的讨论。不好意思，我又想到了那位电击疗法的杨姓医生。再多的关于精神鉴定的传闻和新闻，有心的人自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最后，又是关于最近的热点新闻。刚好可以见缝插针的切入进来，这也无疑表现出本剧的魅力所在，基本上最近几年，那些令我们或唏嘘不已或愤慨悲伤的新闻背后都可以在本剧投射。

我想说的是从前年开始，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的告密而停课的事件。在此，又是碍于多方面原因，不便展开，但我曾说过：生而为人，请善良。大是大非前，务必善良。此处的善良，含义颇多。我不想看到历史再次发生。

网上曾流传的一段柴静说过的话，来源根据考证仍不详，但没毛病，碍于某种原因，涂鸦一下。

众所周知，在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等德高望重或者说是国家良心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先生”。

这些职业内的腐败固然可怕，就好比严重的外伤。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称为“先生”的人被一些本无恶意，但在大是大非前善恶不分的人所中伤，一点一滴的蚕食内部的机理，进而人人自危，瓦解整个行业的底线。坏人作恶，我们姑且还能根据经验防微杜渐，当曾经的好人或者说普通人被蛊惑甚至威逼利诱去戕害好人的时候，恶，已然成为癌细胞，逐步扩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得罪

5.6集观感

剧情过半，渐入佳境之时却在李晓明突然被紧急执行死刑后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第五集片头照旧由社会新闻和网络评论引入，这次，是已经说烂的‘网红’。我本人因为对这类人群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不想评论太多，他/她们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本质上还是人窥探欲与暴露欲的变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会亡命于“老大哥”似的威，，权之下。有人则“乐观”地判断，我们会葬身于“甜蜜的毒药”。“三生有幸”，我们很多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饮鸩止渴”。

再有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这也是本剧以律师王赦（赦免？）为核心之一的延展。鉴于本人不是法律或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出身，不敢太过造次。

只想说说自己的浅薄之见，《罗伯特议事原则》中有一段话：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套入本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王赦大同小异的观点：即便杀人犯该千刀万剐，但应该交由法律来定夺。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源于没有任何分析推论和判定的想当然，即“杀人偿命”。一来容易被既有观念所干涉，二来，会照成某些冤假错案。这儿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七号房的礼物》，如果柳成龙所饰演的爸爸没有因为先天的自身问题和后期种种感情因素所胁迫，是不是剧情会朝更好的方向进展。诸如此类的的作品很多，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绿里奇迹》等等等等。

当然，程序的运作自然要受人为的干扰，正如片中那位母亲所举：很多权贵，完全可以手眼通天，见缝插针的左右程序。这样的新闻或实例，呵呵呵呵，就不用说太多了吧。(国外有辛普森案件还有《制造杀人犯》，国内还有传闻中那位儿子撞死人被搞定现在已经进去的令狐人士。)

那么，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否相悖，是否能共存？不能仅仅交给时间和那些法律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有些东西虽然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冰冷的。人心虽然是热的，但人心又会受到多方影响而失去客观。

倏忽间，脑回路想到了太多，特别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新西兰和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

第六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婚姻关系。主要是宋乔安夫妻咨询婚姻专家，王赦夫妻车内的一席对话以及林一骏夫妻的嬉笑怒骂。

鉴于我本人只有过恋爱经历，尚未步入不知道是殿堂还是围城的婚姻，细究起来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但好在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给我提供了太多现实的或好或坏的例证，特别是其中有诸多幸福婚姻的楷模，加上耳闻目睹更多。关于婚姻，我觉得《简爱》中那段话质朴但掷地有声：

最好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是亲密爱人，是同舟共济的队友，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更是彼此最有趣好玩的朋友，也是强强联合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婚姻关系，只有这样一段关系才能长久的稳固。（又想到了那张丑脸的王小波和可爱的李银河。）

眼看着最近数据统计，结婚率的大幅下降和离婚率的与日俱增，我大概知道原因，但又不想细究太多 此处引用一下朱光潜老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话吧：

一般人误解恋爱，动于一时飘忽的性欲冲动而发生婚姻关系，境过则情迁，色衰则爱弛，这虽是冒名恋爱，实则只是纵欲。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为纵欲辩护；我愿青年应该懂得恋爱神圣，我却不愿青年在血气未定的时候，去盲目地假恋爱之名寻求泄欲。

毕竟，我依然固执地纯真地相信爱情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无论何种欲望促使我开始步入婚姻，我坚定地以爱情为核心。

7.8集观感

此时的弱者，彼时却成了欺凌者

先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讲台湾本土对本剧的一个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210公里。（哈哈哈哈哈，没错说的就是你，冲绳。）

伴随着李晓明的紧急处刑，剧情的一条大主线戛然而止，几方稍显归于平静。但关于“恶”的纷扰与困惑还在进行，恶与我们的距离依旧或近或远。

开篇又引入一个同款的案件，陈昌杀童案（推荐一下最近较火的韩剧《囚犯医生》）。而由本案引申并峰回路转出来一条：新闻真相与新闻引导以及那些躲在背后带节奏的键盘侠。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一波三折，“恶”的头衔从不会开车的女司机到深夜宿醉的公交车司机再到监控还原了乘客才是罪魁祸首。短短的十几天，舆论的风向三易其主，吃瓜群众们也向墙头草一般东摇西晃。

从大脑的生物性来说，人本能地喜欢新闻，不喜欢旧闻，既然真相和谣言都是旧闻，那么更离奇更重口的谣言，显然会胜过平淡无奇的真相。

这样的翻转甚至是翻转再翻转仿佛已经脱身于艺术，回归现实，并在现实中演绎的更加惊愕。（还有多少人关心并清楚那个由小崔爆料跌宕起伏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案 卷 丢 失 案？）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个流量为王可以变现或者说优胜劣汰的时代，在普通的真相和诡谲的引导中，如何抉择，是遵循职业操守，还是听从内心本真，抑或只是不触碰最低的法律，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由低到高，因人而异。一般人没有探寻真相的本能，相反那些建构在真相基底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容易贩卖。这样看来，动机的缺失和探寻成本的昂贵导致真相成了稀缺品。于是，键盘侠，这样歪曲且丑陋的产物应运而生。他们或许并没有真金白银的诱惑，但躲在屏幕背后的人的劣根性充分地得到了满足。 比起真相，更多的时候是谎言。谎言会缝合暂时的矛盾，使不安沉睡。真相比谎言更让人难受，所以大部分人都想避开真相。传达真相一直是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我偶尔也会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

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精神中也都有细菌和病毒的游荡。人有病，天知否？

我对众生皆有病最明显的感受是重回豆瓣以后，曾经的精神角落背后原来是那么多受伤和受丧的灵魂。慢慢的，我以这种视角去同视现实，才恍然大悟，再光鲜亮丽的华服配饰，再高深有趣的言谈之下都掩藏着那颗斑斑点点不可直视的心。没有一个时代是无暇光洁的，也没有一个族群是无懈可击的。

安东尼奥尼曾说：神经官能症不是现代世界的后果，而是我们与世界的分隔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

人类的存在在历史的演变中周而复始的与“精神病”抗争。我们这代是“丧”，是个体的冷丧，上一代却是热，是群体的狂热。

某种意义上，确如胡适先生所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另外，这个剧能留火种的留火种，鉴于接二连三类似bi哥，老梁这样看起来莫须有又“无厘头”的文化事件和本剧中能偶尔可以看出来的XX不正确，即便我看到某官mei也推荐此剧，但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后知后觉，神经紧绷突然变脸，这篇影评和本剧会不会像我原来的好多短评那样不是被删就是被蒸发了呢？

反正，我习惯了，但我还是要说。

9.10集观感

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黎明之前。——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曲终收拨当心画，完结撒花。

说点题外话，甭管明年郭，韩，蔡抑或其他当选，都要赶在他们之前去一趟朝思暮想的台湾，面朝太平洋，呼吸一下华人圈残存的自由空气。

还有哦，果不其然，豆瓣里的“老大哥”没有网开一面，还是把我的短评删了，目测啊，这篇长评也是时日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平台，也就豆瓣还算“洁身自好”没有充斥太多戾气，为了让它和阿北能继续充当我们的精神角落，觉得哪不合适，删就删吧，无所谓了。

夹带点私货，还有很多条目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你懂得

李晓明被处决已有，应思聪果然成了最大的变量。原因无外，他是那个所谓“有病的人”。其实前几集看的时候，因为他人设的原因，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因为自身的抑郁问题也好，还是因为传说中某王姓导演夫妻的缘故也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陨落，除了唏嘘，结合最近的996问题，我最想想表达的是：给年轻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我们那么残喘一会，都会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再有就是大婚当前，应思悦和其男朋友的那场对峙。她男朋友算不算渣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给各位女性以及男性·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面对危机和困窘的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的拔刀相见，底牌全露，还是真心地做好了共同面对，相互扶持的准备。患难见真情，真是totally right。

一个小彩蛋，38分钟左右，在王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因父之名》的海报，不知道是编剧，导演，场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总归很贴近本剧的旋律。

最后说说媒体，不知道从何时起，曾经相比之下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系”因为诸多原因偃旗息鼓。加上后期你们看到的更多的关于一些新闻媒体被勒令整改的新闻，不得不怀疑和思考历史重演的趋势。

媒体，无疑放大和加深了我们的“私欲”，但我们离真相却好像越来越远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宋乔安职位调整的事儿我就不赘言了，毕竟那个圈子和类似的圈子的种种是非，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应思聪因为未按时服药，旧病复发产生幻觉然后闯入宋乔平办公室，险些酝酿出悲剧的片段倒是在最后一集锦上添花。不想再以《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说的：“在病态的社会中，精神病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来颠倒和逃避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所谓“有病”的人。

我给出的答案可能很宏观（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要害怕，不要歧视。

多一些爱心，再多一些耐心。

其实最后一集最让我动容的是三对夫妻的“冰释前嫌”，特别是王赦夫妻的对话。

尤其是王赦的那六个字，简直就是我一年以来的内心os：

“我没变，我在呢”。

然后就是几方受害家庭（当然李晓明的家庭也是受害者）坐在一起的“和解”，演技在线。

碎碎念了这么多，其实在当下，我最想表达和呼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一份善念。

犹记得正好年少时，看《那些年》，青春爱情的萌芽和逝去当然令人悸动与感伤，但我到今天记得最清楚的话却是柯景腾说的：“ 我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幸的是，我自诩正在现实中一点点做到，包括线上你在看我写的这篇剧评的时候。

当然，因为各方面原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信念，这无可厚非，那我希望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可以提醒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后：

纵使这个世界在腐烂，总还有几道不屈的光线。倘若这个世界腐烂得无以复加，我们就合力让它重生好了。

“if you stay，陪在我身边，凝视我的脸所有狼狈，照亮我阴暗的每一面，不顾一切，包围一切，光线里别让我走远。 ”

愿你身边有光，愿你也是一道光。

夏天在台湾听吕莳媛老师讲课的那一次，其实我是逃课去的。

我翘掉了小说组的第一堂课，去了影视剧本组，因为逃课需要点时间，所以去的时候，稍微迟到了十五分钟。

吕莳媛在讲课的时候，易智言就坐在最后一排，我没认出来，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很大想学写剧本的同学而已。他老是提问，常常把吕莳媛问得有点愣住，她就会站在讲台上认真想一想，然后告诉他，“这一题，我不知道怎么答。”

最后一次，他又提问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准备打断他说，“这位同学你别说话”，旁边有人把我的手压住，“不用不用不用，他是易智言......"，我说，易智言是谁？

非常蠢的一个小插曲。

说回正题，我并未接触过编剧行业，只是觉得好玩。

吕老师让我十分敬佩。作为一名已入行23年的编剧，如此谦逊，如此刻苦，如此认真，在写剧本的时候，去做田野调查，看很多书，采访别人，跟法庭，问律师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笨的问题”，跟着那个律师开庭、分享、做讲座，跟到那位律师到底还是和她熟起来，开始跟她掏心窝子讲心里话。

她还是不满足，觉得需要更多的细节，于是继续看书，做田野，继续采访。 而这些，即便是一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人，也是应该认认真真去努力做到的，我却差得很远。 原来编剧并非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而是试图还原，试图重现，试图思考，而很多时候，很多情景和状况，让思考变得更难了。

一个无差别杀人案，网络上的谴责如潮水，她看了无数帖子，她提问，你们有在这个当时很热的帖子下面回复吗？很多人举手。因为那是台湾当地非常轰动的案件，自然有很多人举手，如果换到大陆来，想来情况也是类似的。

我们这些看客和判官，沉迷在自以为是的正义里，我们怜悯，我们同情，我们呼吁，但实际上，我们离我们所呼救的，到底有多远呢？

五十多岁的吕老师，她并没有说更多，她只是说，是很难呀，但还是要写的。

吕莳媛

台湾电视、电影编剧，曾任制作人。

2010年以《牵纸鹞的手》获得第45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5年以《出境事务所》再度获得第50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9年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三度获得第54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

《我们与恶的距离》

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

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完成剧本之后，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PTS）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她打算以“八仙尘爆”为题。2015年6·27新北游乐园粉尘爆炸事故造成500人受伤、12人死亡。

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合作，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吕莳媛将主题转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即“随机杀人”。吕莳媛觉得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

该片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10集《我们与恶的距离》耗资4300万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36万元

田野调查与角色塑造

以下文稿听写并节选自吕莳媛老师

2019年印刻文学营讲座

仅供学习，请勿商用

-关于大数据

……

我自己觉得这是两件事，我想要把它分开来谈这样子。当你去了解这个人之后，就不是（作为）媒体或者律师跟这个人相处的。那我们其他的人看到的（相关新闻）都是比较片面的。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当我们自己处在罪犯的那个生命际遇里面，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要想一想。

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一直在大数据里面（做调查），因为我提不出好的想法，没办法给很好的回馈，我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往下（调研），所以我后来想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当一个媒体的抬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你在下面人的想法。

我好像到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所谓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媒体给我们的。

在这个大数据里面，比如说他们给我的一这个讯息，这些帖子里面点击率和回复率排第一的是那个7万多个回应，那个帖子叫做《连黑道都看不下去...》，这就是所谓小编的能力，你在一个媒体的角色扮演上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网友）是恨意很多的，或者是那种给予祝福的，比如说送蜡烛送小灯泡。

下面我想提问：曾经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过言的请举手。或者有你朋友留言的请举手。

（现场很多人举手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们要做大数据了，因为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真人接触，如果一直看新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难。所以我后来才会把媒体比重放得多一些很多。我们现在都是回头检视，当你在那个熏陶之中，可探讨的篇幅也比较多。

因为大数据会告诉你说，事件发生在媒体上的脉络。比如说，比如什么时候点击率最高，什么时候这样，过多久会怎么样？第一天讨论什么，第二天讨论什么，第三天讨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吕老师在课堂上

-关于内容整体

另外是内容整理。

因为我选择在两年后开始进行，那时已经是死刑定罪，它自然又掀起一波讨论。对我来讲，会觉得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跟人接触去了解，去看开庭，而不是透过媒体给我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遭遇到挫折，犯下罪行之后，他的心理变化过程。心理学上有一个完整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要逃避监视，第二阶段是否认，第三个阶段是推卸责任，最后才是接受。（编辑注：即犯罪心理五个阶段①否认(失落)②愤怒③协商(迷茫)④绝望(消极)⑤接受）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在写作者或者在遇到家庭事务或生命变化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会去写，但是它会提供给你的线索，这个人的反应大概会有哪些？你要写哪个？比如说心理学上这五个步骤，可能不是五个步骤都写，可是它告诉我说可能会有这五个，我会挑里面可能最切题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了很多地方，访问很多新闻媒体，但我后来决定去三立新闻台，选择它们是因为先去参观了公司的新闻台了，知道他们开会的样子，副控室的样子什么，然后我再请人帮我介绍去TVBS以及其他媒体。我觉得这个对我最大的难处不是求人，而是人家愿意让你进入到核心讨论团队中。

我请他们介绍一个类似李大芝这样的角色，让我跟她从早上进门一直跟到她下班，我看着她工作的样貌。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最大收获，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新闻记者每天在干什么，不然我其实写不出来。

台湾演员陈妤饰演记者李大芝

其实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很大部分的困境是黄志豪律师的访问，我其实访问他很多次，有问题就会去问他，我觉得（编剧就是）那让我们去想象律师讲话，虽然吴慷仁很努力，但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觉得律师对我来说是讲话是密度很高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于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家里面听（采访录音），因为通常我们在采访时，（被访者）真的最后很熟的时候，人家跟你交心的时候，（你不能说）诶，把录音笔拿出来，你开始讲吧。我就会说，对不起，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会听。我一直很想说，如果找人花钱听写录音还很贵，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录音档是不是1500台币？

（学生：大陆便宜一点，一小时好像是120块。）

噢，好像更贵是吧？一小时120比较便宜一点，台币就是600，对大陆便宜，但是我的录音也是要保密的，人家给你的信赖，你不能拿出来随便谁都可以听。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听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很笨有时候你还是要调整，自己边看边写去做mark等等。

但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是我重新再去想，比如说人物可以怎么设定？

印刻宣传册上的两位老师，我真的好眼拙

-关于阅读和看剧

采访之外，我会看很多书，买很多书。我有一种“买完书就以为做完田野”的病，或是看完很快就会忘记。哎。这里面我觉得我看应该从头看到晚，应该是《正常与疯狂的天平》（//book.douban.com/subject/26874798/）这本书是一个精神科鉴定医生写的。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是怎么去理解是精神失调症发病的状态。

所以我看非常多类似的书，包括《美丽境界》（//book.douban.com/subject/25818367/），这本书是关于關於數學天才約翰‧納許的故事，我看了三四遍。

另外也会看剧，个比如说日剧叫《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讲述的是一家人跟被害者家属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日剧叫《爱与宽容》。

看剧是想学习比较流行的剧式，知道现在的剧怎么走，人家已经拍成什么样，这样你就不会用太老派的写法。你们懂那个落差吗？就你要看一下现在很红的韩剧大概是什么类型，人家都已经走到哪里去了。那你还在写那个，观众想不想看？

其实结构决定了样子，角色决定我还会去想形式。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再跳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亮点。比如说《出境事务所》（编辑注：呂蒔媛2015年剧集《出境事務所》），可能在十年前还觉得虽然没人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剧，但是你现在再做这种剧，就不行了。

-关于故事线

说回《与恶》这部剧。

这部剧有四条交织的故事线。你们知道故事线的意思？嗯，就是人物的发展故事，比如说《与恶》的话，被害人家是一条，加害人家是一条，律师家是一条，精神病患是一条。

如果我们就这个脉络来讲故事线，过往可能台湾一些电视剧，大概有一两条就了不起，台湾的大多数电视剧上都是一条故事线在走的。这四条故事线交织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我也会订阅很多不同职业的脸书主页，比如说靠北xxx、书记官靠北，一定要定靠北系列（编辑注：靠北为台湾骂人的方言），因为如果订其他，你访问的都是官方的，你要订靠北才知道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讨厌的是什么，最气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也是他们比较核心的人的思考模式。

然后也会参加蛮多的座谈演讲，比如说一些导演之前做律师的（电影），我研究过法官，其实他们都会不让（你采访）。因为都有隐私权问题，所以都不会让我们去跟。我们没有办法贴身去观察到他们在职场上的样子。

之前我想要做少年家事法庭，我连（检察官）办公室都不能进，连看书记官在干嘛也不行，所以我跟黄兆（音）律师，他是一个蛮冷清的人，你时常会觉得你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是当他看到我在他每次开庭时我都去参加，他去演讲我也都在的时候，后期，他就会对我稍微打开一点点心。

你在那样场合（要做什么），其实也就是拉开范围，你会认识更多相关行业的人。有时候你做采访，他就几乎没有故事，而且（讲）故事也没讲到细节，我想那是他们职业养成的关系，可是作为编剧，你还是需要细节。

课堂PPT照片

-关于现场

因为我访问不到被害人跟家属，所以我后来这一块我是买书。因为台湾也很少，那我买的是日本（书）。日本有出了三本相关的书，有两本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的，另外，因为开庭不能录音，所以都得在现场用笔记。

因为法律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只跟死刑（案），本来还想要弄点民法什么之类，后来算了，太复杂，我就选死刑。所以我只跟死刑庭，那你就可以知道，（凶手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样貌和身份讲了什么话......我这就只能全部都记录下来，你知道那个样貌，你才能回家发挥啊。

你知道怎么开庭，你才能回去想，你能发展出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比较会怎么样，因为我需要看到那个样貌。就是说你回家在下笔的时候，你有一个空间感，对我来讲，那个空间的感觉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别的编剧了，我是这样，对。

对我来讲，在我跟死刑庭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其实有吓到，那个精神病患加害者他讲说，“噢，我在杀那个小孩的时候，她回头跟我讲，她说，你这样其实没什么用。”

这件事我非常震惊的。你们可以知道那个感觉吗？

因为其实他杀的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您觉得在杀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儿回头跟我讲，说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嘛？对我来说很震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

（作为编剧）我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杀人，而不是问其他人，你们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做，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脉络，但是他前面那个思考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导演不知道这场戏要怎么拍，作为编剧可能有时候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震撼的场景是，当时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宣判死刑的审判长。他在宣判的时候，讲到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去听，下面大概都可能坐六七个人，但宣判的那天人挤满了，门口都站满了人，宣判完毕，人全部跑光了，记者都跑出去（报道），全场只剩三个人。那一次，我真的在想，那些人他们不关心，没人要听，你宣判完他们都急着要出去，要去报道，要去写稿。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正常审判里，只有检察官和被告说“他没病”。那检察官说，“就是因为你没病，我才能判你刑。”他自己说，“我没病。”，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有病，但他一直在重复讲这件事。

我没办法解释，我只能把这件事呈现出来。

课堂笔记：关于大体脉络

-关于田野与现实

好，接下来就是关于田野调查与现实的距离。

因为当时我写给公司的函是，我要在12月底要交稿，于是就签约在12月底。但我来不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因为我要访问这些人，所以时间都一直推迟，但是没有人说，你现在要续约，就马上给你续，你懂吗？大家都很忙。

后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延后一点，给我两个月再来想一下，我到底怎么写这个故事。后来我写了一堆理由，所以我其实是只给你们讲说编剧那个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去做去调整。

后来我推迟到1月，接到电话说，“那学姐不好意思哈，（如果再不交剧本）已经开始罚钱了。”

那时我不会知道，做了那么多功课，收集那么多资料，也会有这样的困境，因为抓不到主轴了。包括现在我也要一直面对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社工的剧，也会有这个困难，对，这是我一直在面对。

但在那个时候，我剧本里面的另外两条线已经发生了。就是怎么疗伤，以及如何预防，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结构的迈入。对，这其实就是一开始的脉络，也是所谓田野后的结构。

接着，人物设定，可爱的可恨的可怜的，每个角色在职场的样貌，在家里的样貌，我觉得都是扮演着很多不同的面相。

我觉得对编剧来讲，演员也是有很多种差异，比如说，有的演员就是那种一句话都不会改你台词，一句话都不会改；有的演员则是你非要说服他那个东西，让他自己念出来有感觉。每个演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其实会尽量在每一条线上，让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我会希望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另外就是，如果我对于一个话题感兴趣，我会先进去，先去了解，去看书，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去写，不会去想得奖不得奖的事情。

文吕莳媛

图 明星辰

部分剧照来自豆瓣及网络

该文来自吕莳媛老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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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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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而现在呢？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