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

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

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

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

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

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

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

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

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

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

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悲惨世界》:加速时代下的黑人抗争运动

作者：宗城

从2008年经济大危机开始，世界电影迎来了一波左翼电影热潮。它们关心阶级、性别、社会资源分配、平台资本主义与零工矛盾等问题，在一个总的社会不平等框架中，把镜头对准了被遮蔽的群像。近年来左翼题材的代表作，是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奉俊昊的《寄生虫》、李沧东的《燃烧》和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等等。尽管导演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放弃温吞叙事和精英阶层容易带有的自上而下的怜悯，取而代之的是凌厉和决绝，把社会矛盾原原本本地撕开来看。法国导演拉德·利的长篇处女作《悲惨世界》同样在这个谱系中。它有力而精准的叙事，比名声大噪的《小丑》更胜一筹。杰昆·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虽然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社会贫富不均、阶层撕裂的问题，表现了边缘人对富人虚伪、麻木不仁的愤怒，但它整体上仍是一个观念大于内容的故事，而小丑也被诠释成一个高度符号化、迎合市场趣味的孤狼式民粹分子，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没有就此展开，而是沦为一场快意恩仇的复仇奇观。 《悲惨世界》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奇观化展现。它以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开场，摄影机带领观众来到街头，入画的首先是几个热爱足球的黑人少年，他们谈论姆巴佩、马图伊迪、博格巴（这些人都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黑人成员），支持法国足球队的移民后代，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移民或阿尔及利亚后裔。历史上，由于法国对非洲多个国家的殖民入侵，法语成为非洲多个地区的通行语言。地理和语言的亲近感，使得法国成为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居民偷渡或移民的第一选择。如何安置非洲移民和穆斯林，成为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悲惨世界》以黑人和穆斯林入画，把镜头对准了法国社会被遮蔽的地带，那是一个不同于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道、缺乏资产阶级浪潮和文人情调的地方，那里暗藏着毒品交易、武器械斗、小摊贩、偷渡客，警察在那里暴力执法，移民在那里苟且生存，人们心心念念的不是政治正确的规范，而是如何苟活于世。 一：摄影机对移民社区主体性叙事的建立 尽管导演拉得·利知道怎样拍可以取悦巴黎的知识分子，但《悲惨世界》并没有把人物描绘成单一的受害者符号，摄影机把这些移民从受害者叙事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叙事，这个主题叙事建立在对移民社区的展现之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非洲、中东移民过来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自发集结成了社区或团体，比如热爱足球的黑人孩子们形成了松散团体，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聚集在同一片街区，黑人妇女之间结成互助保险以填补法国福利体系对她们的无视，这些人在生活中建立了一种秩序之外的自治社会。他们对外承受着以警察执法为表现形式的管控压力，对内则根据自己的习惯、趣味，塑造了自己的社区文化，里面的氛围和中国人熟知的江湖、帮派文化有些共性。在这里，朋友间的义气成了人与人重要的联合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黑人小孩被暴力执法后，他的同伴们都敢于挺身相助。这体现出底层在艰难环境中习得的生存智慧，而它正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闪耀之处，也是《悲惨叙事》真正超越受害者叙事、建立主体叙事的原因，它看到了“被统治集团反抗的艺术”。但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社区内部的自发秩序，法国本土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尝试避免直接的压迫策略，而是通过扶植社区内部的代理人，与社区内黑帮势力合作的方式来转移矛盾。社区非法武装也利用执法者在体系中的尴尬位置，来为自己的生存和突围找寻缝隙。这正是《悲惨世界》不回避移民群体内部问题的地方。它没有为了刻意制造观众的感动而去“漂白”黑人、穆斯林。这里不乏对一些受压迫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展示，当镜头对准巴黎郊区地带时，观众既看到了满口咒骂的毒品走私客，也看到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冲突和撕裂。通过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小狮子失踪案，影片浓缩了非裔移民群体在法国面临的矛盾。警察答应马戏团老板寻找丢失的狮子，他们找到作为怀疑对象的黑人男孩，但在执法过程中误伤了他，而这一幕被另一个孩子的小型无人机拍到。事态升级，警察、仇警势力、黑人、穆斯林纷纷卷入，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冲突。在故事后半段，导演呈现的不是妥协，而是公正规则缺失后出现的暴力及其动机（不只是个人的愤怒，也包括暴力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树立主体意识的手段）。无论是警察还是黑帮，亦或者巴黎边缘街区的青少年，他们似乎都不以捍卫正义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也就更谈不上对法国精英建立的一套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里可以引起思考的，是“何者的道德”这一问题。法国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否就是移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道德？两种道德之间互相对立吗？移民在自己的境遇里有能力避免道德垮塌吗）。在这里正义和公平出现了集体性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执法和对个人权威的迷恋。警察误伤孩子是暴力的，黑帮介入也是暴力的，正是因为看不到正义的到来，社会底层也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的暴力式反抗。 整部电影犹如一个隐喻，好在导演没有为了叙述野心而把每个人设计成符号。影片中黑人警察一角的设置可见导演的功力。他曾经也是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但在成为警察，一个国家机器授权的执法者后，他也接受了这种系统性的执法暴力。影片中讽刺性的一幕，正是黑人警察射出了误伤男孩的那一枪。而他在射击后，尽管内心夹杂着惊讶、恍惚和巨大的心理矛盾，却仍然在确定男孩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时，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而选择采取隐瞒和销毁真相的行动。导演显然将激烈的批判意识指向这位维护不公秩序的黑人警察，但他仍然留下了这位警察回家后面对母亲哭泣的镜头，使得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剧烈冲突和痛苦。这并非某种简单的道德平衡的处理，而是意在更写实地刻画那些进入白人体制的非裔移民。即便成为主流社会公认的精英阶层，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少数族裔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在这个意义上，导演对进入体制的道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二：被遗忘的群体要传递他们自己的记忆 在《悲惨世界》的电影空间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打击黑帮和偷渡客，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像黑帮和偷渡者的人，以及那些在白人精英阶层审美中构建的脸谱划分中处于边缘的人（他们在日常话语中会被建构为添麻烦的人、危害主流民族的人、肆无忌惮生育的人、缺乏道德的人，从而引起社会主流人群的反感，进而被驱逐），也成了遭遇暴力执法的对象。暧昧的是，尽管非裔、穆斯林裔常常在舆论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他们的面孔也经常因为肤色、习惯、宗教信仰乃至生育问题而遭遇指责，但在这些舆论指控中经常忽略两类问题：第一类是谁造成非裔、穆斯林裔背井离乡的问题，谁在这个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压迫格局和鄙视链的问题；第二类是移民（这里不只包括非裔、穆斯林，也包括了华裔等更多移民群体）对法所做出的贡献被遗忘的问题。那些本土居民无法接受的脏活累活、整个社会远转体系中的低收入行业（被歧视却又不可或缺），它们在现实中依靠移民的劳动来支撑，移民并非是只知索取而不做贡献的人，事实上，移民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当上层精英根据他们的审美筛选社会的记忆，被压迫者所要思考的，并非如何去迎合精英们的审美，而是怎么在团结友邻之中保存属于自己的记忆。无论是《悲惨世界》这样的电影，还是上个世纪思想家法农呕心沥血的著作，本质上都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自我记忆的传递方式。而在现实中，《悲惨世界》反映的问题已经爆发。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个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误入一所变电站，不幸触电丧生。这起意外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导致骚乱进一步扩大。这场骚乱蔓延法国300多个市镇，数十人受伤，9000多辆汽车被焚。当年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2005年巴黎骚乱刺激了导演拉得·利，那之后他决定拍摄一部呈现法国社会撕裂的电影。从2005年至今，法国相关事件持续发生，比如在2017年，22岁的黑人男子西奥在巴黎北郊欧奈苏布瓦被4名警察当街盘查，遭警察用警棍捅进下身，重伤入院接受手术。近年来，巴黎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加剧，尤其是黑人、穆斯林群体，和警察的关系愈发紧张。所以法国人观看《悲惨世界》会很有代入感，影片中的一笔一划没有粉饰和扭曲，它就是巴黎街区的真实生活，那是一个褪去世界著名景点外衣的巴黎，一个各民族聚居、骚乱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当人们把目光对准在巴黎和伦敦的富丽堂皇、非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乱象，将偷渡者形象想象和塑造为行径丑陋、素质低下和破坏欧洲文化传统时，我们更应当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又是什么让第三世界的难民背井离乡来到欧洲？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第三世界攫取原料、劳动力和淘汰低端产能，欧洲的资产阶级依靠在殖民地的掠夺和技术革命缔造了他们的辉煌，却也遗留了被殖民国家到如今都无法化解的伤痕。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存在的移民问题，它表面上是移民素质和暴力执法的问题，根源上是资本主义秩序向全球扩张带来的问题。今日中东乱局的一个起源，正是百年前英国和法国共同签订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这个协定把阿拉伯地区划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麦加的阿拉伯人；叙利亚则被划分给法国，英国占的是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巴士拉、巴格达这些地区。但是在划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双方未能对巴勒斯坦达成协议，于是他们把巴勒斯坦划分给了第三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千禧年后，法国参与的北约对中东军事行动，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乃至北非地区的灾难。2012年，一张“3岁男童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曾让世界默然。阿拉伯世界生灵涂炭，地中海对面的欧洲成为众多人眼中的“天堂”，于是，偷渡逃难的人群激增，环地中海一带面临严重的难民危机。当宗主国的殖民者曾通过掠夺获得暴利，如今又从移民群体中获得大量廉价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不能一边享用福利，一边片面地指责是移民带来了种种问题。 三：一个第三世界的幽灵 《悲惨世界》对法国族群撕裂的刻画，既可以让人想起《寄生虫》《小丑》等国际电影，也能勾起人们对法国左翼电影的记忆。《悲惨世界》不像好莱坞老白男伪善的叙事策略，把边缘人描绘得善良天真、一脸无辜，惨遭上流社会的剥削。通过对左翼电影生产的占领和扭曲，今天的许多政治正确电影实际上瓦解了可能暗含的危险元素，在好莱坞电影常见的类型化加工中，“左翼”电影被矫饰成一包包爽身粉，用过了，嗨了，也就完事了。它对社会成见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作用，而更像是消费主义对左翼议题的掠夺和“替代发言”。伪善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压迫和被压迫叙事背后更复杂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思想家法农在《大地上所有受苦的人》中的发问——压迫从何而来？被压迫者的面目又是如何塑造的？ 法国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气氛浓厚的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左翼知识分子们就一次次通过书籍、报纸和电影等媒介发出他们的声音。新浪潮运动时期，法国左翼电影达到一个高潮，电影人不但把艺术作为技艺的探索，也更重视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载体。在关于电影《中国姑娘》(1967年)的访谈中，戈达尔说：“艺术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这一现实的过程。” 六十年代的法国左翼电影（其实也包括非洲法语区导演拍摄的电影）包括的一条支线，就是反映法国移民族群的电影制作。这其中既包括了呈现法国殖民霸权旁落、整个社会面临价值观重塑的作品，也包括了以移民者为主人公展开主体性叙事的创作，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后一种电影主要呈现的是移民者（比如非裔黑人）在宗主国受到的压迫和反抗。1969年，塞内加尔有一部电影《黑女孩》，主人公就是一个从非洲迁徙到法国，为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作褓母的女郎。她去到更富裕的社会，但流动的盛宴不属于她，她背井离乡、遭受歧视，肤色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让她如同下等人，在异乡饱受冷眼和剥削。这个黑女孩是当时法国非裔移民者的一个象征，她流落社会底层，充当法国的低价劳动力，几近奴工似的日夜做着琐碎的家务，终于在自尊心受到女主人伤害后，选择割腕自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从宗主国法国那里寻求独立，左翼电影人也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矛盾的电影。比如意大利吉洛·彭特克沃拍的《阿尔及利亚之战》（1966年），从被压迫者争取独立的角度歌颂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与牺牲。戈达尔的《小兵》(1963年)同样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之战，但它采用了个体化叙事来呈现逃兵布鲁诺·福雷斯特在战争中的遭遇。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法国知识界的敏感话题，萨特、加缪等一众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戈达尔目睹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知识界撕裂以及法国不可挽回的殖民霸权衰弱，选择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视角。 千禧年后，反映法国移民问题的电影也不少。比如喜剧片《岳父岳母真难当》，讲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四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和非裔黑人，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2009年，导演雅克·欧迪亚的《寓言者》，设计了一个阿拉伯人被送入法国监狱的情节。在这些片子中，我们会看到移民问题被商业化、类型化，一方面成为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方面却也在粗浅的和解或者符号化描写中消解了移民议题的痛感，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的意义所在。 多年以前，在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他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雨果写下这一番话，是通过荨麻隐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贫穷工人，他出身底层，品性淳朴，可是社会结构的不公和压迫一点一点改变他的行动。由于看见姐姐的几个孩子饿得直哭，他忍不住去偷面包给孩子吃，因此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几次越狱，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结果为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牢。从监狱出来后，冉阿让到处遭白眼，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当他被压抑到社会的最暗处，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向这个社会复仇。而在今天，当一部叫做《悲惨世界》的同名电影上映，它所希望的不只是让观众看到移民者的遭遇，也是要回到雨果的这句嘱咐： “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是个除了异乡人之外没有闪烁着善良光芒的人的地方，这是法兰西种族矛盾的放大与缩影。

拉吉·利的这部处女作让人一下子想到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同样是黑人社区中的种族矛盾问题，同样是由弱渐强直至不可收拾的暴力行动的螺旋式叙事，同样是审视所有人的客观眼光，只不过确实多了些“悲惨世界”的意境。

18年法国世界杯夺冠，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无论肤色年龄出身，都在高唱马赛曲，披带挥舞着三色旗，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欢呼雀跃。此刻，他们都是团结法国人，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导演为这个问题打上了大大的问号，“Les misérables”跃然于欢庆的法国人头上。

小狮子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原本危机四伏的火药桶社区。导演在整个无厘头失控事件中设置的角色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到某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考虑问题，而是让观众以完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整个事件，而手持摄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却又让我们身临其境。

Issa偷鸡摸狗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在他遭受黑帮欺侮和警察的伤害与威胁时让人们对他产生同情，就算在他啜泣的时候有一丝怜悯，那么也会被最后的暴力报复抹杀得无影无踪。泪水在这时不是孩子们面对不公的无力，而是浇灌仇恨的温床。

在警察角色上我们能确切地感觉到，导演难能可贵地有意将电影的主角们当做有着独立形象与人格的人，而不是符号。作为白人警察的Chris歧视黑人，暴力执法，在出事后将重点放在无人机带给自己的名声损益上而不是救治小孩。他俨然已成为悲惨世界酿造者中的一环。同样，黑人警察Gwada有着与Chris相似的暴力的、没有同情心等特性。但当Chris回到家中，他变成了受妻子宠爱的丈夫，两位宝贝女儿的守护神；Gwada回到家中，他变成了母亲面前脆弱的孩子，或许是内心的自责，对于同为移民后代的孩子的伤害，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黑人警察事后的一句“Putain！”是懊悔，恐惧还是单纯的愤怒？以及他怎样处理有着自己罪行的磁卡？影片都没有给出回答，却在他归家时给出了模糊的指向。最后警察由施暴者变为受害者，让人唏嘘。

而Ruiz作为异乡人，是良知的代表（虽然他也做出了包庇Gwada失职的行为）。他不开下流的玩笑，制止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受伤的小孩买药，威胁马戏团大佬射杀狮子等等。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抑或是缺少的魄力，他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被整个大环境推到了悬崖边上。当他掏出枪来对准Issa时，电影的讽刺力度达到了巅峰，有良知的人首先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被迫与自己曾救下来的Issa对峙。最后，良知是否会在Issa的内心中闪现，导演以省略作了答复。

电影中最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它的视角。客观/上帝视角有了可以具象化的东西——无人机。当然，戴眼镜的小男孩同样也被塑造成偷窥狂和受警察侵害的中立形象。巧合的是，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他依然在最后的大混战中通过猫眼成为暴力事件的观察者。从无人机到猫眼，男孩的视线发生了变化，视角却没有中断，依然与观众同在。多次俯视镜头，让我们重新审视着人们，审视着城市，而中间无人机视角下的夕阳，却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柔弱的一面与尚存的善念。楼道内的战斗却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希望。

此外，另一个很独特的情节设置是暴乱前一群玩水的小孩向车内呲水。从呲水枪到燃烧瓶，从笑脸到怒容，两种“暴力”的相似性有多少？暴力对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是肮脏社会环境的恶果？导演以《悲惨世界》中的话语作为回答，也作为影片的结束。“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现如今已不是雨果先生时代的法国了，但他的话依然振聋发聩。05年的暴乱有什么用呢？无疑是种植者的又一次失手罢了，但流血的却是人民自己。

一，关于本片你应该知道

《悲惨世界》打败呼声甚高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本片质量的一种肯定。本片由导演拉吉利根据同名短片扩展而成，除了入围奥斯卡，还获得了72届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等多个奖项。

片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但是本片并不是这个著名故事的简单现代版本，只是故事的发生地即法国巴黎北郊圣德尼省正是当年雨果写作的地方，当然本片和名著中都有暴力的元素也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电影开篇的巴黎人民狂欢是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2018年法国队在决赛4比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

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新调任的警察斯蒂芬加入了当地的“反犯罪特别小队”，同组的还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三人为了找回吉普赛帮被偷的小狮子，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不小心用信号枪将其打伤，而这一切均被无人机录了下来。这使得当地人和警察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最后电影在警察被围攻中戛然而止。

这种老油条带新人的戏码，其实很像丹泽尔华盛顿的《训练日》，不过《训练日》更多的是表现警队内部的腐化，而本片则是在探讨警方和当地民众之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关系的缘由。

二，浮生一日到血流成河？

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还算舒缓，给人一种菜鸟警察大开眼界加巴黎浮生一日游的即视感，但是影片后半段急转直下，紧张氛围层层加码，直至最后的总爆发。

男主人公斯蒂芬作为一个新人，实际上就代表观众进入这个陌生又犯罪多发的地区。我们一直随着斯蒂芬的视角，逐渐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这里是巴黎北郊一个黑人和吉普赛人聚居的地区，明显犯罪多发，而且从片中镜头可以看出来，多数的孩子和青年只是漫无目的的嬉戏打闹，来自大人的管教几乎没有。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地的几方势力。

一是“市长”的半黑社会组织，他们提供秩序并收取保护费。二是绿教的宗教势力，他们吸纳年轻人入教，并且反对毒品等犯罪。三是自顾自经营马戏团的吉普赛人。当然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是——警察。

当然底层的青少年游离于以上4个势力之外，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伏笔。

镜头语言上本片大量使用跟拍的近似白描的写实手法，作为旁观者记录这一切。另一个镜头特点是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不但是引起这个故事的引子，而且无人机的出现还表现了该地区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的事实。影片最后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摄影机的调度也十分出色，不但表现了现场了混乱，各方人马纷纷登场，手拿燃烧瓶的伊萨向前冲的画面极具冲击力。

《暴力街区》中的贫民区

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叫做《暴力街区》的法国电影，反应治安奇差，政府几乎不在管理的街区的故事，电影中法国ZF甚至想要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三，2005年巴黎骚乱

整部电影还是要从2005年的巴黎骚乱说起，因为导演拉吉利当时拍了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从而受到启发，《悲惨世界》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导演在拍纪录片过程中遇到过的。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慌不择路，跑入一所变电站，触电丧生。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名警察受伤。

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进一步刺激骚乱的扩大。后于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近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此次骚乱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而且是长时间种族等矛盾的总爆发，这就要从法国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法国曾经取得包括北非在内的广大非洲殖民地。后来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内劳动力匮乏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之一矛盾，法国开放了大量的北非移民来到本土。

这项政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结果，就是现在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照片。（看下图）

当然移民增多的结果远不止这些，由于多数来自北非的移民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与法兰西主体民族差别甚大，造成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

很多聚居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警察系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还是全国数据，如果只计算非洲裔人口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这么多年轻人没有没有工作，可想而知各种犯罪必然层出不穷。

四，群体暴力的自我实现

无论是真是的骚乱还是电影中的暴力，其实他们的发生都是在警方和当地青年人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升级中造就的，当你把对方当作罪犯对待，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罪犯。

片中的很多黑人男孩期初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但是当找狮子的行动逐渐升级，越是重拳高压出击，得到的反抗也越激烈，直至最后难以收场。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警方和当地人之间越是互不信任，警方就会越加大力度打击，但是只要有一次执法不当，愤怒就会被瞬间点燃，之后的骚乱也会接踵而至。

而且最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行为是向所有秩序开战的。诚然他们不满警察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和警察谈判的黑社会代表——“市长”，也是同样的憎恨，因此将其打倒。当然最后只能是秩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狼藉。而且秩序可以轻易打碎，但是却很难短期建立起来。

也许巴黎现在的局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显然老的方法已经不再奏效。应该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影片开头的2018年，所有的法国人在世界杯的游行中可以团结一致，在同一面旗帜下欢呼雀跃，所以希望还是有的，即使这是全片唯一的团结时刻。

首先是片中的警察与其中的一个黑人老大谈判时所提到就是指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

2005年巴黎大骚乱 一、起因

2005年10月27日傍晚约5点20分左右，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15岁的巴努和17岁的齐亚德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警方否认曾追捕这两个男孩他们去当地是为调查一起未遂抢劫案。 二. 事态发展 1.法兰西岛陷入骚乱 事后，数以百计愤怒的青少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一所消防站，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参与骚乱的青少年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还击。

燃烧的汽车

11月4日发生骚乱的地区

法国华侨华人会副会池万升2000平方米的仓库在骚乱中被烧毁，新到货的皮包全部付之一炬。另一刘姓华商九千平米的钢结构仓库被焚，主要存放箱包首饰和丝织品。

11月5日骚乱已经漫延至法国其他城市

发生骚乱的全部地区

11月4日，模仿巴黎郊区骚乱的小型暴力行为出现在了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和里斯，以及北部城市里尔和第戎市骚乱分子焚烧了5辆汽车，南部城市马赛则有11辆汽车在骚乱中被焚。当晚全国有近900辆汽车被焚毁，其中巴黎大区近600辆，共有253名参与骚乱的人员遭到传讯。 11月5日早上，巴黎郊区奥奈丛林市大约2000至3000人参加了自发的游行活动，以默不作声的方式号召停止骚乱。参加游行的人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法国内政部发布消息说，当日晚上，全国至少有918辆汽车被烧。警方逮捕了186人 。暴乱扩散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市区，暴徒在巴黎市区烧毁了28辆汽车。警方当晚在巴黎南部埃夫里地区发现位于废弃建筑物内的一个制作汽油炸弹的窝点。法国司法部11月6日称，巴黎已有20多名参与骚乱的青少年被判刑。法国警方发言人说，当晚暴乱分子共焚烧了1400多辆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36名警员受伤。家住巴黎北部郊区的简-雅克·奈尔在试图扑灭家门口垃圾箱燃起的火时遭到袭击，被活活打死。 11月7日，巴黎附近的兰西市市长埃里克·拉乌尔宣布，该市自当夜实行宵禁。当夜法国各地有1173辆汽车被焚毁，有330人被捕，有13名警员受伤。 11月8日，法国政府内阁上午举行特别会议之后宣布启用1955年制定的紧急状态法，授权各地方政府实施宵禁和禁止公共集会12天，警方有权突击搜查那些怀疑藏有武器的处所。稍后，法国北部城镇亚眠宣布实施宵禁，从当晚零点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人在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出门，除非有成年人陪同。巴黎西部的奥尔良和巴黎以南的萨维尼安治河市也分别宣布宵禁措施。法国官员表示，当晚被点燃的车辆数目下跌到617辆，有280人被捕。 11月9日，法国当局在巴黎以及三十多个城镇实施了宵禁。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说，有120名外国人被判定参加了骚乱，因此他们将被立即驱逐出境。 11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动用紧急状态法平息暴乱做辩解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律和秩序。稍后，法国内政部宣布将对八名警察停职调查。其中两名警员被控殴打在巴黎近郊的新庭市被捕的一名青年男子，另六名为目睹了事件的警员。事件被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影机拍摄到。 11月11日夜晚，共有380多辆汽车被烧毁。两名警察受伤，162人被逮捕。在南部城镇卡彭特拉斯有人向一座清真寺投掷汽油弹，清真寺遭到了轻度损坏。巴黎11月12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9点到13日夜晚禁止一切公共集会，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里昂市中心地带的贝拉克广场发生骚乱，有大约50名年轻人袭击了售货亭并损毁机动车。购物者急忙撤离这一地区。大部分店主关门停业。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数伙闹事的年轻人，实行了两次逮捕行动。 11月13日，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IFOP所做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希拉克不能解决导致骚乱发生的根本社会原因。近四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右翼领导人庞勒能实现这一目标。里昂市警方同日禁止公众举行任何公开集会，防止有人趁机闹事。但是晚上全国又有284辆车被烧毁。115人被捕入狱。 11月14日，法国内阁会议提出申请，希望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以对付骚乱。骚乱以来，法国总统希拉克首次直接发表电视讲话说，骚乱显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11月15日，法国议会下院批准了政府把紧急权力延长三个月的建议。 11月16日，法国议会上院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建议，把紧急权力延长3个月。

骚乱现场

骚乱中被烧毁的汽车

(以上资料和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二：我自己的观后感（我觉得我的根本就不是影评，只是一些感想）

本片从一只狮子的失踪开始。

马戏团老板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狮子不见了就去找当地社区的老大理论，在冲突即将升级的时候警察到场制止了冲突，并向马戏团老板保证会找到狮子。于是两家就都各退让了一步。警察为了解决冲突开始寻找狮子。通过社交软件查出偷小狮子的是当地社区的一个黑人男孩。但是在追捕偷狮子的小男孩的过程警察误伤了小男孩，且整个过程被另一个孩子的无人机拍到。至此，事件变得复杂起来，一旦视频被曝光，警察的工作就可能不保了，而且可能会引起黑人团体的抗议。

所以警察不得已请求社区黑帮的协助来寻找无人机和拍视频的小男孩，无人机小男孩在警察的追捕下逃到社区另一个帮派老大的那里。最终在老大的三明治店里所有的势力得到集合。在新来的警察与三明治店老板的谈判下，老板将视频交给了警察。这时事情看似得到解决了，但是在警察内部却爆发了冲突，针对视频的解决方法，三人各执己见，不欢而散。晚上新来的警察将视频交给了开枪的黑人警察，让其自己决定视频该如何去处置。问题在这里开始好像告一段落，三人又一起巡逻。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无人机事件看似得到完美解决，但是平静中蕴含着大危机。从黑人小男孩的角度来看，自己只是偷了一只吉普赛马戏团的小狮子就被警察追捕还被闪光枪击受了重伤，最后还被警察拎到马戏团哪里被人羞辱，恐吓。不满情绪在男孩心中不断积累，他计划了后面针对警察的报复。他集结街区其他对警察不满的青年和小孩向警察和黑帮老大复仇。

而影片在就在暴乱中警察与男孩的对峙下结束。

复盘整个电影可以看出导演是站在中立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事件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像斯派克·李在《为所应为》中对黑人社区的全景式展现，本片也对巴黎当地的黑人社区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并且也展示了社区里的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和复杂化的。电影用一只狮子的失踪案牵涉出种族问题的严峻，撕开问题表面的温情面纱，导演试图用两个小时时间告诉我们，种族问题似乎永远不能被解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会像梦魇一样伴随在我们左右。

本片中开头就点出黑人小孩偷鸡被抓到警局（这也是为下面这个小孩偷小狮子埋下伏笔，小男孩偷鸡应该就是为了喂小狮子）还展现了当地的黑人帮派互斗争夺社区的控制权，吸毒贩毒（这里很有意思，警察说这里，原来是毒贩的老窝，但是伊斯兰教的人来之后，就把毒贩给赶跑了。但是贩毒的没了，又来了妓女，我想伊斯兰教应该也不会允许卖淫，所以这里之前也发生过对于势力范围的争夺，不过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与警察勾结。

而影片对于警察的描写就更复杂，片中一共有着重描述了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各有指意首先是新来的警察他像误闯桃花源的渔夫对自己接下来所遇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不解甚至愤怒，同时他又代表着有着同情心和有良知的白人参与到这一系列事件中。而两个当地的警察则完全站在他的反面。

首先当地的白人警察就像以前的好莱坞电影中典型反派，他歧视讨厌黑人，好像是个种族主义者（影片开头与黑人警察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宁愿别的国家的球员获得金球奖也不愿自己本国的黑人球员得到），他自私冷酷，枪打到黑人小孩他第一反应不是送小孩去医院，而是要去抢到视频，想到自保。他与当地的黑帮勾结，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是从他对新来的警察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当地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他就成了暴力最虔诚的信徒并且对于黑人充满了厌恶。这种厌恶夹杂着原本自己的歧视，导致他对于黑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与怀疑。

而最复杂的角色就是片中黑人警察，他成长于黑人贫民窟，是外来移民，但是对黑人小孩的那一枪就是他打的。他自己幼时可能就被压迫，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而长大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压迫侮辱他人。但他还是有同情心的，从他回家之后见到母亲的哭泣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狮子在电影中则是权威或者是权力的象征。而偷狮子这一行为就有着冒犯权威，挑战原有权力的意思。而男孩受到的伤害也如同权利迭代时旧势力对于新生势力的打压。在电影结尾男孩反击的时候，参与这场爆乱的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他们打击的不仅是警察，连赶来支援警察的两派黑帮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这就很像《上帝之城》的结尾，一派的衰落，另一派会迅速崛起，不仅更年轻还更狠，更不留任何余地。就像轮回，一代一代轮回，永无出头之日。

电影《上帝之城》

我们不能轻易用对错或好人坏人来进行评价判断这电影中的人物，整个事件是无解的，换句话来是无法避免的。

这背后折射的是法国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的影响在《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困境》（宿亮｜2015-11-10）这篇文章中写到：“法国的移民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制度化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以国家地域为中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的公民身份带来共同性，以此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换句话来说就是外来移民必须放弃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接受法兰西文化，语言，以此来融入当地社会。法国政府所希望的不是文化多元共存，而是试图弱化族群特征，所以法国政府统计中，尽量避免把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的单位，法国的人口普查从来不用肤色来进行调查，结果就是不知道法国究竟有多少黑人，多少白人，多少黄种人，通过这种做法来以防移民有遭到孤立排斥的感觉。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质疑，人口统计学专家Patrick Simon曾在《世界报》文章中发问，要反对歧视新移民却不许用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单位来衡量社会歧视的程度和负面影响那怎么反歧视呢？而且在战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法国。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较大的差异挑战着政府的移民政策。法国人发现，新移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在“共和模式”下完成同化，这样的政策也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政坛引发争论。右翼政党要求变革授予国籍的法规，怀疑新移民对国家的忠诚；左翼政党要求改善社会环境并设立专门机构协助“同化”移民。不过它们都认为，移民无法融入是受文化、宗教或传统家庭关系影响。陷入困境中的“共和模式”移民政策没有像其设想的那样给法国带来整齐划一的国家认同。以“同化”做幌子，用“肤色无差别”的政策做掩饰，而非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族群对立。”而种族对立的的一大后果就是暴力事件的猛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这一事件也被看作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破产，在这之后这一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审视本国移民政策。

这种矛盾性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电影的一开场就是2018年法国世界杯胜利大游行，所有人无论黑人白人都欢呼雀跃为法国的胜利而庆祝，一派和谐，而那个黑人小男孩也参加了胜利大游行，披着法国的国旗，我想那一刻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的。可是后面对于警察局与街区的展现以及后来小男孩所遭遇的一切却使前面的和谐成了最大的笑话。这种反差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的艰难。特雷弗·诺亚在《天生有罪》中说“在任何将种族歧视当作惯例的社会，种族融合这件事不仅质疑了这个社会的不公而且揭露了这个社会运转不良且不合逻辑这个事实。”表面的和颜悦色，其乐融融是很容易的，但是到真的触及到不同种族的利益时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电影的开头

影片的结尾引用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句子，与电影的名字相呼应，也点出电影的核心思想，它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从地理大发现时就留下来的殖民问题，是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的歧视问题。这样的社会环境最终造成的恶果就是片中所展现的恶性循环，种族对立造成信任的缺失，信任的缺失加剧了种族对立，而这种对立情绪滋养了暴力，而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移民尤其是非裔移民的贫困更是助长了暴力。所有只需要一个微弱的火苗，犯罪就会如同燎原之火，绵延不绝，形成浩大声势，经久不息，且不断反复。而这样的暴力又会引发公众对于黑人抗争的反感。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不仅是法国政府的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导演：拉吉·利 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 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 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 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

《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

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

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