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节，一位自称当地共产党干部的男子，打通了上海艺术剧场的电话，替当时居住在北京总司令部的一位老革命的儿子要一张票。尽管票已售罄，剧团经理还是热情地答应了。不久，一位青年男子来到剧院。他身穿旧军装——这是坚守人民解放军节俭价值的完美象征。此人满口京腔，自称李晓勇。他坐在剧院最好的位置观看了表演。 表演结束后，导演走到李晓勇身边说，他打算第二日拜访他。青年人坚持要他当场把话说了。导演压低嗓门请求道，自己想搞套宽敞一点的房子，他能否将他的请求转告早上为他打电话的干部。李答应说没问题。次日，剧团经理也请求李晓勇将自己的要求转告那位干部。之前，他就已告诉李晓勇，他可以随时前来观看表演。能否将在煤矿工作的孩子调回上海，照顾他的身体呢？李说他会尽力而为。 于是，一个以李晓勇为中心的关系网形成了。他找到进入上海其他剧院、一位重要女演员的家以及迎春茶话会的路子，可以接触到上海文艺界的所有才俊。他开始行动前，当地党干部、甚至是那位年轻人在北京的父亲可能会打通确认电话。紧随这些活动，人们总是要李请求党或头面人物出面帮忙，牵涉到的事情包括搞套条件更好的房子，安排更好的戏剧角色，把孩子从乡下调回上海等等。李的新朋友会接到一通干部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已了解了情况，并告知事情不易安排，或是继续进行有风险。 到了入春时节，李已搞到上海大学书记车子的使用权——在步行和自行车的世界，这是稀缺的地位象征，还与一位漂亮年轻的女演员订了婚，并住在她家。她父亲在旧时代是个资本家，故而她的家人很高兴跟一个革命世家建立了关系。只需在小舅子的学院和工厂露个面，李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厂里的地位。 1979年春，为了将未婚妻调到一个更好的剧团，李晓勇直接去找一个干部。干部对这位在城里到处鸣喇叭的年轻人早就心生疑窦，他在调查后发现，此人的真实身份为张龙泉，是出身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这次是离开乡下东风农场的讨厌工作回来度假。新年期间，他搞剧院门票未果，于是开始假造身份，逐渐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生活。他于1979年4月6日被捕。

张龙泉是如此擅长表演，如此擅长在电话中装扮不同的腔调和口音，与戏剧界人士和演员交谈时如此显得才华横溢。

身穿旧军装的张/李宣称的不是皇族血统，而是革命世家；他所追求的不是遗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和关系；他所玩弄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关系”的信仰。的确，张/李的表演，是对党内“开后门”这一做法的恶搞，点明了相信“关系”有多愚不可及。在真想大白后，《文汇报》画了张此人的漫画，画中的他是只身穿军装的、正在收礼的狐狸，他是中国狐狸精的附体，奸诈无比，欲壑难填。

根据大陆作家沙叶新的同名话剧改编。没想到这个在80年代初被禁的剧本跑到台湾发光发热，最后拿下了第18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张永祥的第5次）。更不用说王童凭处子作就荣获最佳影片，算是台湾新电影一代中成名最早的了。温拿中大红大紫的谭咏麟居然斩获影帝，只能说当年没一个能打的。

片尾男主说，“假如我是真的呢？”，意思是身份的重要性能让一切不合理变得合理。可是这话分明逻辑不通，因为人家就是控告他诈骗啊，别的罪也没赖他身上。其实我看完后的第一感觉反倒是，假如这些众生相是假的就好了，如果是居心不良的GMD泼我党脏水该多好。只可惜这里面的每个人物每句台词都太真了，大概在每个城市每个单位都能揪出一把。而且这些人和事至今仍在上演，批条子养小三官官相护媚上欺下什么的甚至已经见怪不怪。当初被禁的剧现在也未必能演，“假如流水换成我，也要泪儿流”。

细节方面，《钦差大臣》的戏中戏很讽刺，那瓶贯穿始终的茅台极巧妙，另外谁能告诉我首尾的字幕是反话吗？原话剧最后是个法庭审判，并未交代人物结局，而本片则安排了男女主角自杀。我更喜欢话剧版结局，不如就在男主回去看戏时结束（甚至以戏里面的场景结束）。在荒诞的时空里，不妨给观众留点念想。

“其实上调也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他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明华的朋友这样向明华宣告了小璋的“死刑”。乍听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上调只是一件小事，只需要文化局局长一个电话，只需要吴市长一张条子，只需要服装厂厂长打通关节。

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小璋根本没有这一切，他不认识市长局长处长厂长，就是一个在农场劳作多年失去了理想的小人物罢了。他连请假都不得自由，要靠朋友的一瓶茅台才能被通过。

在剧院门口，一通电话敲起了他的撞骗之路，他冒充高干的子女斡旋在话剧团团长、处长、局长、市长之间，灵活机巧地四处招摇。他说他是高干的儿子李长城，要帮朋友李小璋调离农场。可是有原则的吴市长早要杜绝走后门，没有自己的条子压根不许上调。但第二通冒充电话又把这原则一扫而空，小璋直接冒充高干，让市长为他办事。

拿到市长条子的场长也不得不同意了上调，小璋由此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可惜，洞穴中的火光映出的影子再真实也不是真相。

小璋被高干亲自“会见”了。小璋慷慨陈词，说了许多真心实话，似乎将高高在上的干部感动了，高干也说“我会好好考虑”。但迎来的不过是一段牢狱和一面镜子。在监狱里，乔虹送来的镜子帮小璋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高干的子女，他终究是普通人；借助这面镜子，他也看清了生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小璋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有理想有力量，但经历多年的农场生活，自己的棱角早已抹平，气力也衰竭了。看着身边的朋友接连借助关系调离农场、回到上海，他艳羡、眼红、恨，“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高干？”

所谓高干的儿子真有固定的长相吗？那必定是没有的。特权阶级有特殊样貌吗？那必然也是没有的。可他们的嘴脸没有长在镜子里，而是时时刻刻长在社会里——他们呼出居高临下的口气，他们手脚的关节总是能打通。所谓的原则也只不过是能灵活变通的话语罢了。